其三，降低宏觀稅負不能只著眼于稅

當前，企業和居民的稅負感重，除了稅負結構不合理之外，還與稅費關系不合理、規費種類繁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以及存在中介收費、亂攤派等大量隱性負擔等有關。例如，“五險一金”繳費比例較高，不僅給企業帶來的沉重負擔，也影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再如，除了政府部門種類繁多的規費之外，還存在中介、行業協會收費不規范問題，有的地方甚至較為混亂，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一方面，缺少專門的法規，國家對中介服務和壟斷行業監管力度不夠；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關聯，存在大量“紅頂中介”，雖然一些中介機構與相關行政部門名義上脫鉤，但其利益關聯仍較大，導致收費較高且較為混亂。

此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水平、質量與公眾的現實需求存有差距，“取之于民”后“用之于民”時被行政成本沖銷、消耗較多，這也增加了企業和居民的稅負感。因此，降低宏觀稅負不能只著眼于減稅，而要統籌稅費關系，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收費以及中介服務項目和收費，取消或降低部分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 減稅不是權宜之計，應成為培育新競爭優勢的大戰略

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仍較大的情況下，減稅無疑將會降低企業和居民的稅負感，對于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增強經濟活力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減稅最為直接的目標。然而，減稅的意義遠不僅于此。減稅的深層次目標在于優化稅制結構和國民經濟分配關系，引導社會價值取向，倒逼行政改革，實現政府——市場關系的動態平衡，構筑全球新戰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消除中國走向復興的內在障礙和外部制約。

（一）優化制度、引導社會價值取向，消除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障礙

收入分配和社會價值取向，這兩大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中國走向復興的高度和廣度。一個良好的稅收制度和政策，不僅能適時優化調整，成為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而且能平衡國內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成為維系良序社會運轉的支柱。從現實情況來看，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還有欠缺，甚至出現“逆調節”現象——在某些領域稅收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這一問題，主要是稅制不合理所造成，這也是導致當前企業和居民稅負感較重的主要原因。

從稅種體系來看，直接稅和間接稅比例的不合理，部分稅種的缺乏。在間接稅比重高的情況下，低收入階層由于恩格爾系數很高，承受了相比而言痛苦程度較高的稅負。缺乏遺產稅、贈與稅、特別消費稅以及對個人居住征收的房產稅等從不同環節對個人收入進行調節的稅種，致使稅收調節收入差距的能力有限。從稅種的制度設計來看，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例如，個人所得稅基本上淪為“工薪稅”，個人所得稅收入大都由普通工薪階層承擔，高收入階層承擔的比例很小，這與大部分國家形成較大反差，并且抵扣制度不完善，沒能根據納稅人的實際負稅能力來確定負稅水平。此外，目前稅收體系中存在諸多重復征稅的現象，如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對某一稅源的交叉重復征稅，也增加了企業和居民的稅負感。

稅制不合理，表明了稅收的公平性有待于提升。然而，公平正義應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價值觀，稅收制度設置的理念，對公眾價值觀產生重要的影響，理應體現這一基本價值觀。同時，我們貫徹共享的發展理念，必然在稅收上要求公平，尤其是要體現量能納稅原則。我國當前減稅的方向，就是要消除稅制的不公平問題，調整負稅結構，體現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和共享的發展理念，為我國持續健康發展消除內在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