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財政收支矛盾較大的情況下，究竟有沒有減稅空間？

有人以稅收占比不高、財政支出壓力較大，斷然認為沒有減稅的空間，應減費而不是減稅。這種觀點屬于狹隘的財政觀——就收支論財政。從表面上，財政收支矛盾較大，不存在減稅的空間，然而，情況并非如此，這也是筆者倡導的減稅新思維與傳統意義上減稅的明顯區別之一。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我們不能僅在狹隘的收支里打轉轉、看問題。既然企業和居民稅負感主要來自于制度因素造成的稅負結構不合理，那么我們就不能將我國當前的減稅，局限于一般意義上的泛泛減稅——只是簡單地下調稅負或減免稅收，而應矯正制度帶來的納稅人稅負結構不合理問題，在結果上必然表現為有增有減。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判斷有無減稅的空間，首先應立足于稅負結構公平、合理程度。在納稅人稅負結構不合理的情況下，顯然存在稅制優化意義上的減稅空間。此外，判斷有無減稅的空間，還應結合財政支出和公共資源配置等狀況來分析。在收支矛盾突出的同時，有三個問題需要格外關注：

一是財政收支緊張與支出低效、浪費較為嚴重并存。這既包括來自一些效率較低的財政補貼，也包括一些部門的年度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盡管近些年，我國在預算管理制度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提高了預算編制、執行和管理的科學性，但一些部門仍存在有錢花不出去、不顧支出效率，甚至亂花錢等現象。這些問題，都與制度和政策有關。取得財政收入是為了滿足公共支出的需要，從這角度而言，壓縮財政支出、提高支出效率，可為減稅騰出空間。

二是社會資源，特別是公共資源的緊缺與低效、浪費并存，即存在公共資源配置的扭曲。這一問題主要表現在部分長期虧損的地方國有企業和地方債務平臺等方面。它們占據了大量的信貸、財政補貼等優質資源，卻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應，對地方財源培植、企業轉型升級、民企發展等帶來了消極影響，制約了地方財力的發展潛力和拓展空間。通過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系統地解決財政收支矛盾中的部分突出問題，如地方債務、社保等問題，有利于釋放風險，緩解財政壓力，從而為減稅提供空間。

三是債務結構的調整和中央債務規模的適當擴大，也可為減稅提供一定的空間。從政府債務總體規模來看，我國的債務風險總體可控，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負債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相對較低，并且我國的赤字具有“建設性”和“生產性”特質，不同于歐美國家“消耗性”赤字，中央赤字的適當擴大仍有一定空間。但是應高度重視地方債務的結構性風險，根據經濟發展和財力狀況，調整地方債務存量結構。債務結構的優化、調整和中央赤字的適當擴大，可為減稅提供一定的空間。

綜上所述，基于解決納稅人稅負結構不合理的減稅，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減稅，減少了對財政收入的不利影響，此外，調整支出結構、壓縮支出規模、優化公共資源配置、調整地方債務結構并適當擴大中央債務規模，都將會為減稅帶來一定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