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確定第一份工作時，父親從上海的家中打來電話：“好好干，爭取穩定下來。”

電話里，她內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頂尖大學，她花五年時間修完了社會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可她的專業很難在香港找到稱心的工作。

為了居留權，家里幫她找了一份豪華酒店的前臺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時，“做和5年專業學習毫無關聯的工作”。同事進修的大多是兩年的酒店管理專業。她們能熟練地操作復雜的房務系統，用小本子記好每一個客人的需求。徐曦總是出錯，收錯了錢不敢承認，值班時要他人插手幫忙。被醉酒的顧客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主管委婉地說：“你學東西有些慢。”

3個月后返校參加畢業典禮，徐曦因為晝夜顛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學好奇地問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營銷。”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流動時長為4.4年。畢業四五年后，多數年輕人將走向安家落戶，或是選擇離開的十字路口。

徐曦開始衡量，自己的選擇是否值得。當年的大學好友基本回了大陸，香港本地朋友總隔層紗，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館吃碗面，有時因為工資低，只能點最便宜的。

父親在電話里和她嘆氣：“不管在香港還是回上海，我們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來吧。”

專家李家華發現，和20年前不同，現在人們不再把頻繁更換工作，甚至跨越行業、城市當成丟人的事兒。這表示國內職場日趨成熟，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新常態”。

“年輕人離職率高是全世界的趨勢。美國人一生平均換7.5次工作。”李家華說，從經濟角度上講，第三產業占主導的發達國家，工作靈活多變，跳槽機會多是發展的標志。從個人發展角度去理解，“人們每個階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終的工作能涵蓋的了。”

一位和徐曦、趙旭同年畢業的女孩覺得，換工作是個無所謂的事兒，因為“工作機會到處是，不難找”。第一份工作離職時，恰巧是春節，她獨自一人去拉薩過了年。在旅店灑滿陽光的屋頂上，她拿手機發了幾個微信，投了幾份簡歷，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談”的回復。

趙旭又動了換工作的念頭。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鮮勁兒過去，她開始在周末加班時，羨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陽光和大海”。領導確實充滿活力，卻也“全是套路”。“每次說一堆體己話，灌雞湯，但最后一定有句‘雖然累，這個還是要完成’等著你。”

加班似乎沒有盡頭，她開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態化通宵，替領導草擬周一的周報，她時常邊哭邊整理文檔，在大學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順手寫個辭職報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辭職報告刪了，抹把臉去上班，多擦點粉底，“開始新的循環。”

趙旭暫時沒辭職，她每天瀏覽手機里的求職軟件，打算看準機會就離開。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閑，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適中。”

這是個挺難實現的目標——在中國，80后和90后占據了加班總人數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北京、深圳和廣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點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實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難。那就一直換，換到滿意為止。畢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趙旭說。

有句話，趙旭從沒和領導坦白：“工作是沒變，可我對生活的認識又變了啊。”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趙旭糾結的5個月里，同年畢業的王銳已經換了3份工作，從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兩份工作的理由簡單且一致，“他們居然敢罵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從事美食品牌營銷的創業公司，他的主管是個20多歲的女孩。主管讓他為一場線下活動準備物料。王銳不接受，“我的任務是線上運營。”主管當著幾個女同事的面斥責他，譏諷他“眼高手低”“沒擔當”。

王銳很惱火，“她就比我大兩歲，憑什么？”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換了工作去天津，王銳找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運動器材生產廠家。工資只有六七千元，還沒上份高，可頭銜是“營銷總監”，一個人負責品牌營銷，直接對老板負責，這讓他很受用。剛入職時，老板和王銳吃飯、聊天，談“宏大的商業藍圖”，王銳覺得，感覺對了。

可工作出了問題，老板拍桌子、摔手機，清晨5點打電話讓他到辦公室檢討。王銳覺得云里霧里，“你頭一天還拿我當哥們，第二天就罵我？”

歷經了一次兩小時的訓斥后，王銳提出了這個疑問。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頓地說：“你要不挨著，要不就滾。”王銳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辭呈。

知道了王銳的近況，他的大學同學林沐笑個不停：“這就辭職了？單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領導罵人的問題。”

林沐畢業后去東北某省會的市電視臺當記者，簽勞務合同好一通折騰：黨委負責人告訴他找勞務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給臺里的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又說“這事兒該由你們制片人解決”，制片人剛開始說即刻處理，過了幾天又說這事兒歸頻道總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