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法，比“講蠻”好

學法用法解決問題靠法

傳統文化觀念使得農村地區追求一種“無訟”的生活狀態，在解決矛盾糾紛、維護自身權益時，“情”和“理”要大于“法”，談“法”就是傷感情、沒面子。所以，農民對于法律大都選擇疏遠，既不懂法，又缺乏學習法律的主動性、積極性；既不會首先考慮用法律維護合法權益，對于參與法治建設也沒有多大積極性。培養農民的法治意識、樹立他們的法治信仰，成為農村法治建設成敗的關鍵一環。

在江西省撫州市崇仁縣，有一位73歲的老人黃壽孫。

他家簡直就是一個小型的法律工作室，一張辦公桌放滿了法律咨詢、糾紛登記等桌簽，15平方米的空間堆滿了各種卷宗資料，調解申請書、調解受理登記表、調查記錄、事故認定書復印件、醫院出院記錄、調解協議書、調解回訪記錄等應有盡有，并且記錄得清晰規范。

“我干了30多年的基層普法宣傳和人民調解工作，退休后，又被返聘擔任鄉鎮法律服務所所長兼普法辦主任，所以在家搭建了這樣一個工作平臺。”黃壽孫說。作為崇仁縣重點培養的“一戶一位‘法律明白人’”之一，黃壽孫曾經參與了多起矛盾糾紛的調解工作。

“以前一些農民逢事必鬧、十分蠻橫。通過一戶一位‘法律明白人’活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講法比‘講蠻’(方言，意為蠻不講理)好！”提及在農村全面開展培養一戶一位“法律明白人”活動，崇仁縣委書記程新飛深有感觸地說。

如何讓農民在講情講理的同時，也講法信法？各地都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送法下鄉就是一例。

“以前有事得花錢請律師，現在律師不請自來，還免費服務！”山東省萊蕪市孔家莊村村支書謝恒木說的，正是萊蕪市實施的“百名律師包千村”行動。從2015年以來，萊蕪市通過政府采購的形式，選配169名法律顧問，實現了全市1067個村(社區)的全覆蓋。這些法律顧問通過提供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援助等方式，把法律服務送到田間地頭，打通了送法下鄉的“最后一公里”。

沒有農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整個中國的法治化。現在，農村正在進行的多項重大改革，比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都涉及農民、農村的重大利益，更需要用法律為改革保駕護航。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農村土地確權工作，但在推進中遇到的矛盾糾紛很多。”江蘇省溧陽市戴埠鎮新橋村村支書陳朝輝說，原來分的柴火山常年沒人打理，有的連東南西北的“四至點”都搞不清楚，現在要確權，群眾爭得很厲害，“但國家政策規定得很原則，歷史遺留問題不好解決啊。”

溧陽的辦法是讓群眾充分參與到改革當中來。溧陽在全市175個行政村都成立了“百姓議事堂”，邀請大家信得過的百姓代表，參與協商討論有關土地確權、流轉、承包、征收等關涉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

“我們這些人大多是老黨員、老干部，東家長西家短搞得比較清楚。讓我們來做調解、拿方案，村民們大都很信服。”“議事堂”成員戴康留說，不僅如此，調解的過程也是普法的過程，結合身邊人、身邊事，大家更能明白法律是怎樣規定的，法治的種子也就播進了每個村民的心里。

在定紛止爭中依法維權

矛盾化解不出村

“明明簽了協議，憑什么就不算數了？”山東萊蕪市的村民陳某又急又氣。出了什么事？原來在2015年3月，家住大王鎮姚家莊的陳某在駕駛一輛貨車無證上路時，與鄰村一名正騎著摩托車的村民王某發生了交通事故，王某被撞之后經搶救無效死亡。這事經過調解，陳某同意一次性給予16萬元的賠償。

然而，問題卻沒有他以為的那樣“擺平”了——王某的兒子雖然在調解協議書上簽了字，也出具了諒解書，但是王某的女兒還是不依不饒拒絕簽字，提出要告到法院去，追究陳某的刑事責任并索賠50萬元。

陳某趕緊找到包村律師孫立英。一接到這個案子，孫立英就著手調查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給他詳細解釋了相關法律問題，告訴他，王某的女兒有權提起訴訟，他只有盡力爭取對方諒解，才可能被從輕處罰。”孫立英說。

這一番釋法析理讓陳某恍然大悟，隨后就表示一定會積極賠償。最終，陳某獲得了對方諒解，被從輕判處緩刑。

像這樣靠法律化解矛盾的故事在山東萊蕪可以說村村都有。萊蕪市司法局局長朱衛恒說，律師“包村”能積極參與到矛盾糾紛調解中來，在定紛止爭中引導村民依法表達訴求、依法維權，“最終實現‘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抬頭不見低頭見”，這種農村日常生活真實寫照反映出的人情社會，決定了許多家長里短的矛盾糾紛化解，一邊要依法合規，另一邊也要合乎情理、照顧面子。

在安徽蚌埠固鎮縣，有一群被稱為“大佬支”的人常常被鄉親們請去“評評理”。這些人專門在農村為人操辦婚喪嫁娶等紅白事，熟諳當地人情禮俗，在村民之間頗有威信。因此，每當村民們發生了口角、糾紛，最先想到就是找“大佬支”來居中說和。

徐從友就是固鎮縣連城鎮的一名“大佬支”。他告訴記者，從夫妻吵架到土地糾紛，什么樣的矛盾糾紛他都調解過：“大家都是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總要講幾分人情、面子。如果一上來就講法律，你不合法他合法，有些傷感情。請我們來說和就不一樣，大家坐下來，細細談、慢慢聊，事情很快就解決了。”

除了“大佬支”，當地還發動了包括老黨員、老教師在內的“五老人員”來參與調解糾紛，并通過每成功調解一起就給予50到200元補貼的方式調動其積極性。“這些人人熟、地熟、情況熟，出現糾紛就能第一時間在村里得到處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連城鎮黨委書記張公民說。

像這樣充分調動民間力量參與矛盾調處化解的經驗，全國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許多創新探索。云南玉溪紅塔區在修訂村規民約的過程中，明確提出：“要根據村社風俗習慣和群眾基礎，理出可以利用的政策措施，把一些群眾認同的土辦法吸收到村規民約中來。”

北城街道古城社區在修訂過程中，將鄰里和睦、熱心公益、互幫互助等內容都列入其中。在古城社區的《村民公約》中，記者看到，其中明確提出“鄰里糾紛，應本著團結友善的原則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可申請社區調解委員會調解，也可依法起訴。但不得‘以牙還牙、以暴制暴’。”

社區黨總支書記、居委會主任張德生說：“村規民約是農村自治的重要依據，也是在農村倡導知榮辱、爭先進良好風氣的最好抓手。用村規民約來推動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最適合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