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深入推進，農村法治狀況明顯改善。從農民積極參與基層自治，到基層干部依法辦事，再到法治助力平安農村建設，法治正在成為農村治理現代化強有力的支撐和保障。

歷時一個多月，本報多路記者調研采訪了江蘇、安徽、江西、山東、云南等5省農村法治狀況，既觀察到農村社會治理中面臨的種種“成長煩惱”，更感受到近年來法治在廣大農村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可喜變化。

與城市相比，農村人情社會、熟人社會的特征更加明顯。長期以來，農村講情講理重于講法的確是現實。但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民對法治的需求日益強烈，講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當然，由于種種原因，在我國廣大農村還存在農民渴望法治卻又遭遇法治尷尬的情況；還存在矛盾糾紛多發高發與農村法治力量不足、村民法治意識淡薄的困境。

令人欣喜的是，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農村逐漸清除“法治荒地”，農村法治建設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鄉土中國的法治色彩亮起來了。

選出好干部，帶著群眾干

基層治理熱情高

6月30日，一場特殊的投票在云南省玉溪市紅塔區北城街道后所社區的公房舉行——表決后所社區《居民公約》以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辦法》。

兩份文本已經提前貼在了公房門口，不少居民圍在四周熱烈討論，村民阮麗瓊就是其中之一。“上次不是說，再婚的要按比例分紅嗎？怎么改成滿5年后就能全額分紅了？”阮麗瓊指著相關條文，有點不解。“我們咨詢了律師，說這不符合法律規定，這個權利要么有，要么沒有，不能按比例來。”后所社區黨總支書記周紹良的解釋得到了阮麗瓊的點頭認可。

紅塔區今年在全區全面鋪開了《村(居)民公約》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辦法》修訂工作，得到了群眾的積極響應。104個村、社區中，最少的修改了五六次，多的修改了十幾次，充分吸收了村(居)民提出的意見建議，平均參與投票率和贊成率均超過80%。

一個成熟的社會，離不開每一個人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心，在農村更是如此。

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我國最直接、最廣泛、最生動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全國直接參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農村人口超過6億。億萬農村群眾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程序和要求組織起來，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己的事自己做、大家的事大家辦”，極大促進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民主化進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規則和程序。盡管村民自治制度經歷了一個復雜曲折的過程，在實踐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但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村民自治以其內在的價值和力量不斷在實踐中開辟道路，顯示出旺盛的生機和活力。

4月下旬，江蘇省灌南縣李集鄉和興村新當選的村委會主任惠建忠從杭州趕回老家，帶著在杭務工同鄉捐出的10多萬元，回村里修橋鋪路。與別的村主任不同，惠建忠是一位“跨省選舉”出的村主任。原來，和興村3800余名選民中，有近2000人常年在杭州務工。這些人的民主權利如何保證？經過逐級請示，最終在杭州設立了和興村換屆選舉的“分會場”。

“在杭州還能參加老家村委會的換屆選舉，咱可得好好斟酌。”在杭州從事保安職業的姚冠軍說。核對身份、領票、寫票、投票，投票全程都有錄像……投票當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來投票點投票的和興村選民絡繹不絕。最終，惠建忠高票當選新一任和興村村委會主任。

在這一輪的村(居)換屆選舉中，江蘇不少地方都像和興村一樣開展了創新探索。無錫市梁溪區利用“互聯網+”進行電子登記；金湖縣對投票站進行全視角視頻投影；靖江市在重點村離任經濟責任審計中引入第三方評估……來自江蘇省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這一輪村(居)換屆中，全省共有選民5809.1萬人，登記選民5750.9萬人，登記率達99%；參加投票的選民5438.8萬人，參選率94.6%，其中農村社區參選率達97.2%，較上一屆提高2%。

踴躍參加民主選舉、主動參與村務決策、積極制定村規民約、成立村務監督委員會……近年來，農村群眾對于行使民主權利、管理自己的事情、創造幸福生活的熱情更高了。

農村法治建設離不開村民的自覺參與和積極行動，這不僅是重要的民主實踐，也使得農村法治面貌悄然改變：村里的大事小情不再由幾個人說了算，村民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村委會成了村民利益的“守護者”；村級賬本不再是一本糊涂賬，月月張貼、事事公開讓村民足夠放心；補貼、低保、扶貧款不再是被盯上的“唐僧肉”，真正實現了精準扶貧，保障了“最有需要的人”。

實踐證明，當廣大農村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熱情被點燃，他們對法治的渴望更加迫切。他們既是農村法治建設的受益者，更是法治建設的主體和最大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