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2001年夏天,在歐盟最高會議的主席臺上,當時的法國總統希拉克正出神地看著一本英文雜志Orientations(《東方藝術》),有記者拍下了這個瞬間。余輝用邏輯推理的方法,考證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卷(唐摹本)和故宮博物院南宋本的淵源歷史,據此寫就的《宋本〈女史箴圖〉卷研究》,讓希拉克在那樣一個重要場合分了神。足以見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不限國界、不限場合。

新中國成立前,國家戰亂不斷,大量文物流向國外,外國的博物館因此藏有不少的中國文物。30余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許多外國博物館越來越重視整理和展覽館藏的中國文物,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交流也越來越頻繁。2006年,根據故宮博物院與大英博物館的合作協議,英方派兩人為故宮修理鐘表,故宮幫他們整理書畫,這種文化交流被余輝稱為“換工”。由此,余輝被邀請到大英博物館工作。20多個工作日里,余輝一人完成了大英博物館400余件主要繪畫藏品的作者、定名、時代、文物定級,以便于他們決定文物修復的輕重緩急。

正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庫房里,余輝看到了懸掛在墻上的《女史箴圖》卷(唐摹本)。這幅中國最早的人物畫竟然出現了嚴重的掉渣現象,露出了星星點點的裱褙紙,像晶瑩的淚花,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余輝告訴他們:“趕緊取下來,平放在絕氧的玻璃展柜里。”

1900年“火燒圓明園”后,被掠奪至海外的這幅名作是絹本,按照中國古代“紙壽千年絹八百”的說法,這幅1300多歲的畫已超期“服役”。加上西方人對絲織品不敏感,絹在使用時受到震動出現折痕,在外界物理作用下,折痕慢慢擴大,破的地方就會翹起,時間一長受地心引力作用就會掉下渣來。

地上的渣刺痛了余輝的眼,而讓余輝更心痛的,是歐美博物館采用日本式的裝裱方式,對待中國繪畫。

一幅中國繪畫立軸的上下左右四方,原本會有一些文人的題字,其中蘊含了大量與該畫有關的文化信息。但由于西方人最早是從日本人那里得到的中國繪畫,于是邀請日本人去裝裱中國繪畫。日本的裝裱方式是裁去裱邊,把畫心裱在木板上,《女史箴圖》也因此被攔腰裁成了兩段,裱在板上。此外,他們還在庫房里做了很多的軌道,將裱在木板上的畫插入軌道進行存放。在美國的佛利爾美術館,余輝看到許多宋元繪畫都已經按照這種錯誤的方式進行裝裱存放。

這種方式,不僅丟失了大量與繪畫有關的背景信息,還導致繪畫與空氣長期充分接觸。中國的書畫之所以卷軸存放,在于能大大降低空氣氧化。眼見著珍貴的書畫被這樣無知對待,余輝忍著心痛盡量地去跑博物館。每到一個博物館,他都強烈建議:“中國書畫一定要使用中國傳統的裝裱方式!”恰逢當時有一些從國內博物館出去的裱畫師在西方博物館裝裱書畫,無知造就的錯誤被陸續糾正。

余輝作為一個文物專家幫助許多流落海外的文物延長了生命,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不會忘記這種錯誤為什么會發生。

早些年,在國外的博物館里,余輝經常看到老師帶著學生坐在西方油畫前上藝術史課。2014年,余輝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意外地看到令他感慨的一幕:美術老師帶著高中生坐在中國畫面前,講述中國的藝術史。同時,他還注意到,在國外的一些中小博物館里,原先被放置在死角里的中國畫,現在被挪至展廳的正中位置。

多么大的變化!國家強則文化強。“我們的國家強大強盛了,人家不但愿意跟你平等交往,還愿意了解你的歷史和文化。”曾在歐美日十幾個博物館、美術館進行過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的余輝,在講述這種變化時,瞇起的眼角“泄露”出內心的喜悅。

關于這種變化,他還有一次親身經歷。2014年,余輝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舉辦講座《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新探》和《倦勤齋的歷史與修復》。講座的時間“撞”上了世界杯足球賽期,恰好是德國隊自己的比賽。余輝擔心講座會冷場。沒想到開講前10分鐘,近百人的講座廳已是座無虛席,有的聽眾甚至驅車一個多小時趕來。講座引起了德國漢學家們的極大興趣,結束后一些聽眾還不愿離去,討論一直持續到夜里11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