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應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的邀請，我在春夏之交分別在這兩所歐洲名校完成了關于中國宋元和近現代繪畫的系列講座等授課工作，這些講座的基礎大多是近些年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旨在給學生們研究中國藝術的論文思路多一些啟發。為此，德方在事先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如德語翻譯早已做好了功課。

余輝（左七）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與學生合影

最令人感懷的是，經海德堡大學校長提名，本人作為海德堡大學當年的海因茨·格茨講座人，在該校的講座廳舉辦《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新探》、《倦勤齋的歷史和修復》兩個講座。記得講座當時正逢世界杯足球賽德國隊上場，由于是一年以前定下的計劃，已無法改變時間。德國校園里有許多球迷，我擔心講座會冷場，沒想到在開講前10分鐘，近百人的講座廳已是座無虛席，有的聽眾是驅車1個多小時趕來參加。講座雖然不到兩小時，但結束后在咖啡廳的討論持續到半夜。德國漢學界和中國藝術的愛好者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關注，可見一斑。

期間，我每周有固定時間接待學生來訪，主要是解決他們在完成碩博士畢業論文的諸多問題。我還拜訪了海德堡大學科學院院士雷德侯教授、科隆東亞博物館東方部主任羅莎、瑞士國家博物館卡爾森·金博士等專家學者，探知德國乃至西方近年藝術史界的學術成就。外國學者很會找題目，這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如雷德侯教授正主持一項很大的工程，將中國所有的佛經刻石整理、釋文并出版，大約有好幾十卷。

在德國乃至在歐洲，博物館與高校的學術聯系十分密切，業務人員的崗位互換也是經常有的事情，有許多藝術史教授在學校畢業后有過博物館工作的經歷。盡管德國的大學和博物館的國際化程度非常之高，但他們一點也不滿足現狀，在項目經費方面，依舊優先發展國際合作的科研或展覽項目。他們的學術領域比較寬廣，不會只研究中國某一個時段的文化，從教師到學生，各有不同的研究領域，但有一個領域是共同的，關注中國文化和當下中國。德國考古研究院主席費德麗克·弗萊斯女士不是漢學家，但十分希望了解中國的學術界，她不無遺憾地對我說：“我不懂中文，我只有通過從中文翻譯過來的學術論文來了解中國的學術界，不過這樣的譯著在歐洲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得不使我感慨萬分，如何集中國內外的翻譯力量，將中國學界的好書譯成外文，傳播到海外，激發起更多的人了解中國學術，在此基礎上才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學習中文。

在德期間，我除了考察柏林和其他城市的博物館之外，還考察了巴黎集美博物館，前往柏林國家博物館東亞博物館、科隆東亞博物館和林登堡博物館就其所藏的部分中國古代及近現代書畫的真偽、作者、內容等進行初步鑒定，并與館內的專家學者進行了業務交流，對方均作了鑒定記錄。我還向柏林東亞博物館的圖書館贈送了故宮博物院組織翻譯、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藏傳佛教文物》。

隨著中國國力日益增強以及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德國以及歐洲的博物館越來越重視整理和展覽館藏的中國文物，與中國學者交流的愿望也越來越強。在他們的博物館中國文物展廳里，常常有中學教師帶著學生講授如何欣賞中國書畫，這樣的場景在過去只能在歐洲博物館的油畫展廳里才能看到。這說明在西方，關注中國，已經開始從中學生抓起了。

在德國的70多天里，我有條件廣泛深入地了解這個國家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和日常生活。從總體來看，德國學界對中國是相當友好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是比較理性的。長期以來，他們以平等和謙虛的心態關注、研究中國。不難發現，德國民眾非常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二戰”使德國各階層深刻記取了許多沉重的歷史教訓。有德國朋友曾自豪地介紹德國文化的特點：一是講求秩序，二是哲學思考，三是機械制造。這些都是中國在未來發展中孜孜以求的，尤其是前兩者，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越發覺得無比重要。

德國在古建修復方面有其獨特的理論，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是，他們主張古建復建，這是符合德國國情的。在“二戰”中，德國的許多工業城市遭到了摧毀，大量的古建筑變成一堆瓦礫。在戰后的幾十年間，他們按原圖紙在原地陸續復建了一大批重要的古代建筑，如大教堂、歌劇院和王宮等。這在德累斯頓最為鮮明、最為成功，其復建是整體性的，包括古建筑的周邊環境，并盡可能使用原材料，在沒有舊材料時，就用新材料。2006年，德累斯頓花費了14年的時間復建成了巴洛克建筑圣母大教堂。有意味的是，德國政府有意識地留下一些著名建筑的戰后殘骸，以此警示后人：和平是多么的珍貴！由此，我聯想到國內一些在過去自然坍塌的古建筑，由于某些限制，難以恢復，是否可以借鑒德國古建筑保護的理論與實踐，對此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在歐美，隨著老一代西方漢學家的離世，新的一代尚不能完全替代前輩，西方的漢學面臨著發展的困境。有鑒于此，我們應當適時開展中國文化的“援外工作”。對于中國文物，我們除了面臨著物質層面的保護之外，還面臨著精神層面的文史闡釋，這是一種精神保護，同物質保護一樣重要。這就是擴大中國學界正能量的聲音，防止中國文化內涵被降解、曲解或誤讀。我們在講述價值觀時，必須注意其學術的合理性和邏輯性，必須形成體系性的深度認識，這樣才會被西方世界所理解。這就要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必須將廣度和深度結合、普及和提高、短線和長線都結合起來，方能形成大局大勢。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