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貧寒，18歲時憑借過人才藝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開啟了從軍從藝的人生之旅；他，勤奮高產，創作出《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媽媽的吻》《小螺號》等至今傳唱不衰的經典歌曲；他，熱心音樂教育事業，古稀之年還創辦網上音樂學院……本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藝名家講故事》欄目對話著名詞曲作家付林。

付林

一支竹笛敲開軍藝大門

1946年1月，我出生于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富錦縣。小時候，父親去世，母親帶著我改嫁，我隨了繼父的姓。繼父是位老實巴交的漁民，每年夏天都會到烏蘇里江打魚，掙回辛苦錢貼補家用。因為家庭變故，我寡言少語，和繼父一年也說不上幾句話。不過，繼父知道我喜歡聽音樂，有一次外出賣魚回來送了我一件分非常珍貴的禮物—一臺舊收音機。我從這舊收音機里聽到了很多動聽的音樂，包括不少前蘇聯歌曲，音樂大門也漸漸向我打開。

當時像我們這樣的普通人家，和鋼琴、小提琴固然是沒有緣份的，我就花幾毛錢買了一支竹笛開始自學。因為家里房子小、人口多，家人受不了我吹笛，所以即使在冬天我也只能去外面練。戶外實在太冷了，我練十分鐘就得馬上跑回屋里烤烤手、暖和一下。現在想來，當時我對音樂真是很癡迷的，那么艱難的條件都沒有阻止我的竹笛吹奏練習。

上高中時，學校有鼓樂隊、銅管樂隊、吹管樂隊、民樂隊。我從打鼓起步先加入民樂隊，后來又組織了一個小西洋樂隊，當我組織幾個同學用小提琴演奏了《花兒與少年》和《新疆之春》后，收獲了很多掌聲和鼓勵，從此，我越來越喜歡音樂了。高中畢業的時候。我就一門心思地想考音樂學院。那時候，我老家有一個大我兩歲的大學生叫嚴鐵明，他在哈爾濱師范學院藝術系讀書，每到寒暑假就回到家鄉富錦縣，他很用功，每天都會練習。我們兩家只隔著一條街，于是我就經常跑到他家門口偷聽他吹笛。后來經人引薦，他成了教我笛子演奏的啟蒙老師。

1964年，高中畢業的我來到哈爾濱準備報考沈陽音樂學院，恰巧當時的解放軍藝術學院在東北三省招生。“上學不收學費，穿軍裝有補貼，還能去北京”，這對家境貧寒的我來說太有誘惑力了。在考場上，嚴鐵明用笙伴奏，我用竹笛演奏了《歡樂歌》《五梆子》兩首曲子。軍藝的老師特別滿意，過了兩天就給我回話了：“別的地方不要考了，你被錄取了!”就這樣，18歲的我踏進了軍藝的大門。

軍旅生涯是我的藝術源泉

1964年，對我個人來說是劃時代的一年，是我從軍從藝的起點。那個年代的文藝兵，首先是當兵，其次才是搞文藝，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要跑操，接受軍事訓練。我們進部隊三個月，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天剛蒙蒙亮就起床，聽到哨聲就趕緊起來集合，說打背包就打背包，所有的東西帶齊去野營拉練，困得實在不行，邊走路邊打瞌睡……

軍藝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團。當時文工團的任務就是為基層戰士服務，到第一線、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演出。我們一年至少有幾個月時間待在基層部隊。在為部隊巡演的過程中，我們在哪個連隊寫出了作品，就要馬上編出配樂來，馬上為戰士們演出。

記得有一次，去海南五指山的鸚哥嶺，我們用了四個小時爬到山頂。山頂上就一個班，幾名戰士組成的一個雷達觀通站。山頂條件很差，常年不見太陽，都是云，戰士們的被子永遠都是濕漉漉的。見到這樣的境況，我緊緊地拉著戰士們的手不肯放開，才感覺到什么叫“和戰士們在一起”。你隔岸喊話，說怎樣深入基層、怎么親近人民都沒啥用，你得真正到最基層去，和戰士們在一起……

類似這些經歷，對我的創作來說無比重要，這是一種閱歷的豐富，是一種從感性到理性的積累。部隊生活讓我有了更深刻更自覺的意識和態度——戰士們需要什么，我就創作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