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連續下調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先是由3.6%下調到3.4%，再進一步下調到3.2%，這一數據已經接近于2015年全球經濟3.1%的實際增長率，而且這一數據還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朱光耀

在IMF下調全球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WTO）把2016年度全球貿易增長率下調到2.8%，與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持平。這是全球貿易增長率連續3年低于全球經濟增長率，而全球貿易2.8%的增長率也大幅低于過去20年間全球貿易年均5.2%的增長率。

更具挑戰的是，2015年，發展中國家貿易增長率首次低于發達國家貿易增長率。由于發展中國家往往是通過貿易促進本國經濟較快速度發展，所以全球貿易的這一新的特點值得高度警惕。

在此背景下，中國要在對外貿易上做更大努力，包括推動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的轉型。在發展實體經濟方面，一定要保持住當前的發展勢頭，保持住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所占份額。今年，我們要通過企業等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保持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要通過供結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提高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的信用，用質量來保障在全球市場中份額的進一步擴大。

客觀地說，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包括美國、歐盟等在內的西方主要經濟體，已從過去“支持經濟全球化”的政策立場倒退到相對孤立主義的傾向。而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通過提升產品質量以擴大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貨幣政策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走出危機主要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利率降為零時，發達國家通過進一步印發鈔票來增加貨幣供應量、增加市場流通性以促進經濟復蘇。但是近7年以來，這一政策走到盡頭。單純依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成負利率也解決不了經濟結構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所以，各國要運用結構性改革政策，而且一些財政政策有空間的國家，要適度增加財政赤字，提高財政政策的效率。這也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協同發力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國將發揮G20（即“20國集團”）主席國的領導力，在國內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是客觀而言，改革本身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在調整的過程當中確實也要面對需要克服的難題。

當前，貨幣政策方面面臨“兩難”局面：一方面，依靠進一步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走不通；另一方面，美聯儲利率正常化帶來的流動性緊縮又對全球市場產生直接的影響，包括對美元、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等貨幣的匯率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近來，有跡象顯示美聯儲有可能在6月份再次提高利率，雖然提息幅度很小，但國際資本市場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波動，這表明當前市場較為敏感，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如何調整，對市場信心影響較大。正是由于市場高度的敏感性，市場波動程度往往超過經濟基本面的表現，或者說市場波動不能完全反映經濟基本面。因此，穩定預期、增強投資者信心，也成為G20促進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政策考慮。而在這個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就變得至關重要。

同時，我們要看到，今年，新興經濟體面臨著較大困難。在IMF的最新預測中，俄羅斯2016年經濟增長預期被下調了0.8個百分點，由此前的-1%被進一步下調到-1.8%。巴西2016年度經濟增長預期也由此前的-3.5%被進一步下調至-3.8%。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和巴西是金磚國家中的兩個重要國家，而且是全球的重要原材料生產國和供應國，其所面臨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自身經濟結構方面的不合理。所以，結構性改革對這些國家同樣非常重要。近期，原油和鐵礦石的價格不斷下降，現在雖然有所穩定但未來情況仍很難預測。所以，單一的經濟結構，只靠原油出口、礦石出口，不利于一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即使是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在國際經濟的大框架下，有關產品價格一旦出現大的波動，其經濟就將面臨巨大壓力。

基于以上情況，中國在充分認識風險，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要抓住機遇，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只有讓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才能使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影響力。不管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怎么演變，中國作為2016年G20主席國，如何推進G20進程，確保全球經濟沿著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軌道發展至關重要。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