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爭論是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是否需要投入情感的問題。有一些漢學家認為應該是“零度翻譯”“零度情感”，把翻譯當做純粹的技術工作。而當翻譯家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打動，作品中的人物命運引發他內心深處情感的強烈共鳴，那么此時他的翻譯就是帶著情感的翻譯。我還是傾向于后者。翻譯家如果真的喜歡一部作品，就必定會與作家的情感建立某種共鳴，與書中人物的情感建立共鳴。這種情況下的翻譯必然是情感投入的翻譯，在文學翻譯中，完全的技術翻譯其實并不存在。

　　翻譯中的情感投入，應該取得與作家情感的一致性，取得與作品中人物情感的一致性，這樣做的難點在于社會文化背景與語言的差別所導致的誤讀。作為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有可能會有誤讀，即便是中國讀者閱讀中國作家的作品也會出現誤讀。作家希望傳達一種意象，而讀者可能品出另一種味道。誤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語言的魅力。我們希望翻譯家在翻譯時與作家的情感保持一致，即便有誤讀也沒有關系，有時誤讀也是美麗的。當然，我認同翻譯家應該投入感情，而這是以準確為前提的。

　　我非常感謝翻譯家的工作。沒有翻譯家，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很難實現。然而，作為作家，寫作的出發點是明確的。我首先是為中國讀者寫作，甚至有些作家認為，我就是為自己而寫作，這都是可以的。為自己寫作，未必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為全世界人民寫作，也未必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寫作的時候，應該充分地保持一種個性，保持一種原創性。我在幾年前就談到，為人民寫作也好，為自己寫作也好，但就是不能為翻譯家寫作。

　　我們要將讀者當做上帝、當做朋友，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要將翻譯家當做“對手”，當做“敵人”，就是要給他們制造難題，就是要讓他們翻來覆去地斟酌、思慮。當然故意地制造一些翻譯障礙沒有必要，寫作的時候要充分發揚自己的語言風格。當某個方言、土語可能會給翻譯家制造困難，但用在這里又非常恰當，能準確地傳達出作家當時的情感，有益于塑造人物性格時，還是應該用的。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應該為了讓翻譯家更方便而放棄自己的語言風格，這樣得不償失。我們也應該相信翻譯家的才華和智慧，作家的作品不論具有多么鮮明的語言風格，也都能夠找到方法進行翻譯。

　　翻譯工作確實非常難，真正的翻譯還是富有創造性的，這種看法也受到一些質疑。有些看法認為，翻譯家是不能創造的，翻譯家的工作是技術性的。我說的創造是有限定的，把一種有風格的語言轉譯成自己國家的語言時，能夠比較傳神地、相對應地讓原作的語言風格得以呈現，這就是一種創造。

　　我們在閱讀大翻譯家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時，并不會對翻譯家產生懷疑，我們閱讀時甚至會忘掉翻譯家。前幾年，有很多中國翻譯家翻譯出來的拉美文學作品，例如馬爾克斯的作品，這種語言和我們慣常見到的語言風格不一樣，令我們耳目一新。我們下意識地認為這就是原作者的語言風格。我們在讀翻譯成中文的巴爾扎克、雨果等法國一些偉大作家的作品，也認為原作的語言就是這樣。這樣一種語言，我認為也是漢語文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