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多彩的翻譯內容

郭沫若不是一名專職的翻譯家，翻譯活動甚至都不是他的“主項”，這些翻譯作品更多的是他在學習、生活之余的創作成果。雖然不是專職所為，但他卻做出了驚人的成績，30部、500多萬字的譯作是他留給后人豐碩的財產，呈現給世人一幅五彩斑斕翻譯畫卷。

（1）文學類體裁作品的翻譯

文學類體裁作品的翻譯是郭沫若翻譯的重點，主要有小說類《爭斗》、《法網》、《石炭王》、《屠場》、《煤油》、《戰爭與和平》（第一分冊）、《日本短篇小說集》等；詩歌類《新俄詩選》、《德國詩選》、《魯拜集》等；詩劇類《華倫斯坦》和《赫曼與竇綠苔》等，文學類體裁作品占了他譯作的1/2還要多的數量，從這個角度也印證了郭沫若以文學家的身份登上“五四”歷史舞臺的必然性。

（2）自然科學類體裁作品的翻譯

自然科學類體裁翻譯作品主要是《生命之科學》，《生命之科學》是郭沫若翻譯的所有著作中工程量最為浩大的。1931年3月開始著手翻譯，后手稿在商務印書局編譯館中被“一二·八事變”的戰火焚毀，1934年又重新翻譯并于同年10月陸續出版，至1949年11月才最終完成，前后經歷了近19年的時間。這部作品的翻譯完成，充分顯示出了郭沫若廣博的學識和嚴謹的科學素養，也奠定了他“百科全書式”的文化成就。

（3）社會理論體裁作品的翻譯

“五四”新文化后，國內社會局勢不斷變化，如何清晰地辨別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方向成為了學者們最為急迫的任務。因此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也成了郭沫若翻譯體裁選擇的重點。他先后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經濟學方法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藝術作品之真實性》、《美術考古一世紀》、《隋唐燕樂調研究》等6部社會理論著作。

通過上述的列舉，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郭沫若在翻譯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簡單成果的羅列只能反映出郭沫若翻譯了哪些作品，有多少翻譯作品的存世，更關鍵的問題是通過這些翻譯作品，郭沫若以及同時代知識分子文化選擇的方向性和思想意識的豐富性便呈現出來。郭沫若從事翻譯活動絕不僅僅只是個案，和他同時代的魯迅、周作人、胡適等“五四”文化先驅無不是有著眾多的翻譯作品留世，翻譯是他們進行新文化活動“共性”，這種翻譯的“共性”就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以“雜”和“博”為長，將“中”和“西”相合，追求個人多方面實現的價值。另外經過這些不同類別體裁作品的翻譯，也造就了郭沫若作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所獨有的學術眼光和文化素養，從而折射出他們那一代文化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同時也是郭沫若這一代知識分子不斷走向新的未知領域開拓創新精神的集中展現。翻譯成就了郭沫若“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他領域的成就也同樣促使了郭沫若多元探究翻譯的內容和路徑，這種良好的循環和促進最終造就了郭沫若豐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意味深遠的翻譯思想

郭沫若最初引起文壇關注的并不僅僅只是他白話自由體詩作，他有關文學翻譯方面的種種表述更是攪動了“五四”新文化文壇。郭沫若的翻譯成果也絕不僅僅只是500多萬字的翻譯作品，他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發表了眾多有關翻譯方面的文章，他每一篇有關翻譯的論述一經發表，便引發了“五四”新文壇的騷動和爭論。在彼此的論爭中，郭沫若逐漸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理論。總體來講，他的翻譯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就是有關“風韻譯”的翻譯思想。他認為翻譯應該注重翻譯作品內在的韻味，不能僅僅只是字面的轉譯。再者就是他認為翻譯應該等同于創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郭沫若：《談文學翻譯工作》）“風韻譯”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初，在翻譯中只單純注重字面意義，而不注意文學內蘊的審美缺陷進行了糾正，對于改變“五四”初始的白話文學創作語言直白化和非文學化的弊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這些作用可能是大家所熟知，也是顯現的。但我覺得除此之外，郭沫若在翻譯活動和翻譯思想上有著重要貢獻。翻譯活動并不單純的只是字詞的轉譯，而更主要的是所翻譯對象的傳播、接受和影響的過程。郭沫若利用翻譯活動及翻譯標準的討論，掀起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有關新文學創作的論爭，從而促使了多方面人員參與其中。這場論戰也讓中國現代文學創作者以新的角度去審視中國文學發展的現狀，從而產生新質的思考和創作的思路。更為可貴的是郭沫若早期所形成的翻譯思想，并沒有因為翻譯活動的減少而終止，直到1969年翻譯《英詩譯稿》的譯作時，還在修訂“風韻譯”的不足和缺憾，改變了“重形式，輕內容”的事實。

還有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郭沫若翻譯思想的現實指導性。郭沫若絕不僅僅只是提出了某種翻譯思想就萬事大吉了，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思想背后所進行的翻譯實踐活動。如果說郭沫若最初從事翻譯活動還是因為學業的要求、生活的艱辛等方面原因被動而為的話，那么到了“五四”運動開始翻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作品后，他便開始了有意識的翻譯活動，無論是翻譯對象的甄別、翻譯語種的選擇，還是翻譯內容的選取等方面，都有了系統性和計劃性，而這些翻譯作品也逐漸形成了他翻譯思想中所提倡的“重審美、強意蘊、促創作”審美原則，從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翻譯體系，它成為郭沫若文化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為他拓展多方面的創作領域做了理論、學識和知識上的儲備，從而也將郭沫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邊緣拉入到了中心，成為了享譽世界的翻譯大師。

浸染創作的翻譯價值

郭沫若是20世紀一個多方面實踐的文化名人，某一方面的缺失都不可能成就他顯赫的文化成就，而其中翻譯活動對他文學創作、歷史研究、戲劇構思等方面的影響和價值雖被認知，但并不全面。我們曾談到郭沫若白話新詩的創作與他翻譯泰戈爾等詩歌的影響，但如何影響的，影響到何種程度，都沒有進行詳盡的闡釋，另外，郭沫若翻譯活動與他的歷史劇創作有何關聯更沒有被涉及。那么郭沫若歷史劇的創作和翻譯是否具有內在的關聯呢？

首先，在創作時間上，郭沫若歷史劇的創作和同類體裁作品的翻譯具有同步性。

郭沫若翻譯了如《浮士德》、《約翰·沁孤戲曲集》、《華倫斯坦》、《赫曼與竇綠苔》等詩劇類型的作品。特別是對《浮士德》的翻譯，這不僅僅只是對這么一部作品的簡單的譯介，更為重要的是郭沫若將詩劇這種創作的形式引入國內讀者閱讀的視野之中。歌德創作《浮士德》用了64年的時間，是其一生思想意識和藝術探索的結晶，而郭沫若翻譯《浮士德》也用了近30年的時間，從1919年始至1947年止，可以說《浮士德》的翻譯是他美學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凝結。這一時間跨度恰好是郭沫若歷史劇創作的由初始走向高峰的階段。郭沫若早期詩劇《棠棣之花》就是在翻譯《浮士德》第一部之后很快就完成了，1927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譯工作，而這也恰好是郭沫若第一個歷史劇創作的高峰時期，《聶嫈》、《三個叛逆的女性》等經典劇目陸續創作完成，而隨著30年代流亡日本時期《華倫斯坦》和《赫曼與竇綠苔》等詩劇的陸續翻譯完成，郭沫若迎來了他歷史劇創作的高潮，以《屈原》等為代表的經典作品相繼問世。從這個方面來看，郭沫若歷史劇的創作和對西方詩劇的翻譯是同步性的。

再次，在藝術手法上，郭沫若歷史劇的創作與其所翻譯的詩劇作品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是非常獨特的，以《屈原》為代表的歷史劇，不同于《雷雨》等現代話劇注重西方戲劇那種起承轉合戲劇結構的建構，并靠戲劇沖突來推進戲劇情節的發展；也不同于老舍《茶館》等戲劇的創作，利用人物的言論和時間的推移來渲染戲劇的文化內涵。長此以往對于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無論是課堂教學的講述還是學人的研究，基本都是用“古為今用、借古鑒今、借古諷今”進行簡單概括，但這僅僅只是郭沫若歷史劇創作最表層的表征。其實郭沫若歷史劇的創作具有鮮明的美學特征，它是以某個重要的歷史人物作為創作的主線，輔以真實的歷史事件，重點凸顯歷史人物的存在價值和社會意義，在表現手法上也都是以詩性的語言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這些特征都與其所翻譯的《浮士德》等詩劇作品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而強烈的情感獨白是眾多一致性中的典范。詩劇的創作要求既要有詩歌的凝練性和內蘊性，又要有歌劇的音樂性和節奏性，《浮士德》中如“在這時山壑不能阻我的壯游，大海在驚惑的眼前澄著溫波。可那太陽終像要沉沒而去；而我新的沖動又繼續以起，我要趕去吞飲那永恒的光輝，白晝在我前面，黑夜在我后背，青天在我上面，大海在我下邊。多么優美的夢喲，可是太陽已經隱退”的情感獨白隨處可見，因此對于《浮士德》僅僅用通常的閱讀方式是無法感受到它的審美內涵，這種詩劇特點是要在舞臺上用語言的抒情，來展示它們的重要意義。而具有詩人氣質的郭沫若恰恰以其詩性的翻譯語句還原了《浮士德》特殊的藝術的魅力。

郭沫若正如一個投擲“炸彈”的健兒一樣，他用自己豐富的翻譯成果、睿智的翻譯理念，建構了完整的翻譯體系，具備了世界的眼光和發展的思路，從而引領了中國新文化的發展航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