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一些國家上百年乃至數百年才能實現的跨越式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經濟增長為什么這么快？核心動力其實有兩個：一個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另一個就是創新。

宏觀經濟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總體管理，是一國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表現為國家利用經濟法規、財政貨幣政策、信息導向、規劃引導和必要的行政干預，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發揮調控作用，從而實現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厲以寧講，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宏觀經濟調控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因為市場存在著固有的弱點和缺陷，包括自發性、盲目性、逐利性和滯后性，而必要的宏觀調控有利于幫助人們認識市場的弱點和缺陷，保證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但宏觀經濟調控也有其邊界和度，越過了一定的邊界和度，宏觀調控的作用和效能就會打折扣或產生消極影響，所以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功能和作用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宏觀調控重在預調、微調

厲以寧很早就對宏觀調控有自己的鮮明觀點。2003年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后不久，他就宏觀經濟調控問題在一次調研座談會上談到，一個人身體要健康，內在機制的完善是首要的，有病的時候有必要打針吃藥，但要以人自身機制為基礎；經濟發展也一樣，也需要依靠內在機制的完善，宏觀經濟調控是重要的，但不能夠本末倒置，忽視市場機制的完善，否則經濟忽冷忽熱、擺來擺去的狀況難以根除，很多問題是要靠改革來解決，而不是靠宏觀調控來解決。此后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的小組討論和經濟委員會召開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他多次就宏觀調控發表自己的意見。

2010年兩會期間，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上海證券報等媒體記者采訪時，就當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面臨的主要風險挑戰是什么這一問題，厲以寧回答道，宏觀調控的總量調控有局限性，應該是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并重。因為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宏觀調控是對總需求的調節，而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結構問題，是供給問題，要靠產業政策來調節。結構調控應該放在重要位置上。

2013年9月26日，厲以寧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作題為《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的演講時再次提出，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宏觀經濟調控作為外來力量，雖然也重要，但它處于輔助地位，不能什么事情都依靠宏觀調控。經濟的健康發展，主要依靠的是經濟結構的合理與內在機制的完善。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都要靠改革來解決，而不是靠宏觀調控來解決，絕對不能因為宏觀調控有點成效就頻繁利用，宏觀經濟調控重在微調、重在預調，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采用，一般情況要避免采用。

厲以寧談到，有人經常說宏觀調控的核心，在于如何處理好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于是就有“小政府、大市場”和“強政府、強市場”兩種說法。但這兩個說法都不準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行了。

在2013年11月份出版的《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一書中厲以寧談到，政府也不是萬能的，宏觀經濟調控在任何情況下都帶有局限性。一是政府總是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作出決策的。二是政府只有一個，而生產者投資者消費者卻有千千萬萬，他們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預期來選擇對策，從而部分抵消了政府政策的效果。三是在具體實施中宏觀調控措施往往容易力度過大、矯枉過正，從而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在中國經濟的雙重轉型過程中，這種時緊時松、時“死”時“亂”的現象之所以一再發生，既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善，又由于政府職能未能正確定位。所以宏觀調控應重在微調，盡可能少采取總量調控措施，而要以結構性調控措施為主。因為與總量調控措施相比，結構性調控措施所引起的震蕩較小，效果會更顯著。

厲以寧講，宏觀經濟調控除了重在微調外，還應當采取預調措施。因為宏觀調控起始時機的選擇十分重要。過去，宏觀調控起始時機往往滯后，宏觀調控結束時機更可能滯后。這兩種滯后都會給國民經濟造成損失，也會給后續一段時間的經濟運行增加困難。所以在今后的宏觀調控中，政府應盡可能掌握經濟中的真實情況，做到預調和微調并重。

2016年11月23日，厲以寧在發表的題為“怎樣持續推進供給側改革”演講時，再次闡述了宏觀調控要重在預調、微調的觀點。他說，宏觀調控重在預調，發現了苗頭就要做在前面；重在微調，不要大幅度波動；重在結構性調控，就是要有重點的、一貫式的調控，而不能大水漫灌。大水漫灌的壞處是浪費了資金、時間和精力，而滴灌的好處就是“精準扶貧”，宏觀經濟調控一定要做到這樣。在一些市場還沒有充分發育的領域，在企業作為獨立經營主體還沒有成長的時候，政府在短時期內雖然可能有代替市場主體的作用，但是必須及時退出，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要防止出現“宏觀調控依賴癥”，什么事情都要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下降，宏觀調控。既然宏觀調控這么靈，還要經濟改革干什么？實際上，這種依賴容易耽誤經濟改革。

■■剎車容易啟動難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厲以寧就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他說中國經濟就好比一輛汽車,剎車很靈,政府只要把財政閘門一關，把貨幣閘門一關，就可以起到剎車作用。但等啟動就不容易了,幾次降低利率,啟不來;擴大信貸,還是啟不來。其實宏觀調控松緊的效果是不對稱的。當宏觀抽緊時，主動權在政府，緊控開支、提高利率、壓縮信貸規模，因而剎車容易。等經濟需要復蘇時，主動權卻不在政府，而在消費者和投資者手里，他們如果缺少信心，不買、不投資，則會出現商品積壓，這樣生產和消費都受影響，經濟增長就會面臨困難境界。

2004年1月6日，厲以寧在“首屆中國企業發展論壇”上談到，中國經濟有兩個特點，一是怕冷不怕熱，二是剎車容易啟動難。根據以往的經驗可知，中國經濟的抗寒能力比較差，只要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一點，各種問題馬上都出來了，而經濟稍微熱一點卻不要緊。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可以歸納為兩種類型：一是成長中經濟，二是停滯中經濟。成長中經濟的特點是，經濟狀況從當年看也許問題很多，比如失業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假冒偽劣產品充斥等，但如果放到10年以后再回頭看，就會信心大增。我國經濟屬于前者，1994年的中國經濟肯定無法與現在的2004年相比，盡管當年的問題有一大堆，但在發展的過程中都在逐步得到解決。

2009年10月15日，厲以寧在廣州作《當前經濟形勢下金融業的發展契機》專題報告時進一步提出，剎車容易啟動難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因為中國經濟調整的主動權仍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認為經濟過熱了，要降溫，一踩剎車，經濟馬上下來。不過，經濟啟動的動力卻在民間。沒有收益，民間資本就不會投資。自己的生活保障不夠，民眾會運用銀行儲蓄消費嗎？即使消費，他們也只會謹慎消費，消費不足，經濟增長自然就下降。厲以寧說，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每年都談結構調整，但為什么進度緩慢，效果不明顯？因為為了提高地方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各地就必須加大投資，其結果是造成信貸過剩，相伴而來造成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這種情況反過來導致緊縮信貸，就業壓力增大；而為了緩解這種矛盾，又再追加投資，開始新一輪循環。這個困境只有依靠改革才能解決。

2010年7月29日，厲以寧在煙臺所作的《中國經濟運行》專題報告中再次談到，中國經濟就像一輛行駛中的汽車，剎車容易啟動難。中國不但有廣闊的市場與投資空間，還有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在實施，在中國的投資、創業余地還特別大，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會持續下去。中國的通貨膨脹存在需求拉動、成本推動、國際輸入三種不同類型，通貨膨脹固然不利，但更要警惕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失業以及不景氣并存的滯脹現象。經濟熱一點沒有問題，但如果經濟增速下降過快，就會帶來就業壓力過大、經濟不景氣等很多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家應更多地扶持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這樣對解決就業問題和促進經濟增長都會效果明顯。

■■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

創新，是厲以寧講得最多的話題。從北京大學的講堂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會議，從在地方的報告到企業的論壇，厲以寧總是在孜孜不倦地講創新。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到現在，厲以寧講創新的文章和演講超過300多篇（次）。

2015年3月6日，在全國政協舉辦的記者會上，厲以寧就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新常態包含了三個內容：一是增長速度從過去的高速增長到現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要調整。新常態是一個結構調整以后的經濟，很多產業要不斷升級。三是要尋找新的動力。今后經濟增長靠什么？要靠廣大人民的創新精神、創業活動。

2015年12月18日，在《中國經濟周刊》主辦的第十五屆中國經濟論壇上，厲以寧在發表的主旨演講中談到，中國經濟目前正在進入轉折點，經濟下滑總會被破解，破解需要的是創新，不僅僅是技術的創新，也包括體制的創新、管理的創新和營銷方式的創新。他說，當前國內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雖然已經超過了50%，但是工業化仍未完成，我國仍處在工業化時期，未來仍需要繼續推進工業化。工業化完成的標志是高端的制造業，特別是成套裝備的制造業居世界領先地位。未來如何完成工業化？首先便是加快創新。其次，必須繼續發展第三產業，發展第三產業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現代服務業加傳統服務業仍然承擔著一大批就業問題的解決。最后，中國的人才結構也需要更新。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景，需要看年輕人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創意、創業、創新。只要我們在這個方向上走，堅定我們的步伐，重在質量，重在效率，重在新人的培養，就能保持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厲以寧密切關注民營經濟發展，努力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建言獻策。在擔任全國政協常委期間，他先后參與推動了非公經濟“36條”以及非公經濟“新36條”的出臺，認為民營經濟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我國經濟改革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12年12月14日，厲以寧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在民間，政府的責任在于發現民間蘊藏的積極性并調動、規范這種積極性。上個世紀80年代，從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到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再到經濟特區的建立，就像在平靜的水面上丟下了三塊石頭，這三塊石頭激起了層層波浪，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就是民間積極性的表現。過去曾長期流行三句話：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現在這三句話仍然有效，但還應補充三句話：無民不穩、無民不富、無民不火。中國經濟要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要有大量的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把民間蘊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樣下一步的經濟發展就順利了。

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正式發布。《意見》圍繞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制度化的長期穩定發展環境，推動民營企業改革創新、轉型升級、健康發展，提出了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等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舉措。這是支持民企改革發展領域的首個中央文件。23日，厲以寧跟我們幾個學生談到，2005年以來從中央層面先后出臺的兩個“非公經濟36條”，到一些部門和地方出臺的一系列扶持民營經濟發展措施，目標都是強化政策導向，鼓勵、支持和拓展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這次出臺的《意見》，與此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形成了一個有機的制度體系，體現了中央一以貫之地堅定不移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戰略決心，也體現了中央致力于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健全的制度保障、增強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堅定信心和用意。

厲以寧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一些國家上百年乃至數百年才能實現的跨越式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經濟增長為什么這么快？核心動力其實有兩個：一個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另一個就是創新。關于民營經濟的情況，2018年11月1日中央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已經給予了充分的闡述和肯定。就創新而言，除大量的管理和科技層面的創新外，制度方面的創新更讓人印象深刻：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建立經濟特區，從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到新型城鎮化建設，從林權改革到農村土地確權，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無論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或是各領域創新的井噴，歸根結底都是通過調動民間和政府兩者的積極性，并且使其相互強化，進而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在繼續前進，對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一定要回憶這一路是怎么走來的，這樣才能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好。特別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權改革和保護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作者系全國政協機關服務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