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雄雞天下白。”新中國的誕生猶如磅礴的日出，一掃舊中國的沉沉黑暗，照亮了民族復興的嶄新征程，中國人民開始了“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偉大壯舉。從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30年的建設，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部門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以及支撐這一體系的縱橫全國的現代交通運輸網。同時，在國防建設和重大科技項目的研發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農業方面，大規模水利建設，使全國大多數農業地區告別了頻繁發生洪澇和旱災的歷史。全國中小學基礎教育的普及，以及以赤腳醫生為特色的醫療保健制度的普遍建立，極大提高了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村居民的總體素質和健康水平。所有這些，都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所無法體現出來的。

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評估前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時，往往強調改革開放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低水平這一事實，認定當時的中國處于世界上最窮和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列。其實，到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小學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已經接近100%，初中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在1979年也已經達到了79%，居于所有“低收入”國家的最前面，甚至超過了絕大多數所謂“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已經達到64歲，在所有低收入國家中，僅次于斯里蘭卡，同樣超過了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1周歲以下嬰兒死亡率和1~4周歲幼兒死亡率，在所有低收入國家中，均處于最低水平（僅高于斯里蘭卡）。難怪到了70年代，部分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已經開始把中國視為第三世界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榜樣。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為了取得這些成就，全社會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一旦改革開放的大門開啟之后，借助前30年所奠定的精神和物質基礎，日漸融入世界市場的中國，便會釋放出令世人驚嘆的能量和活力。

“無邊光景一時新。”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中國人民的生活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我們告別了商品短缺，告別了各種票證，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社保等民生福祉持續改善，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9853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9.2倍；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8.4%，降低35.5個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彩色電視機擁有量分別達41.0輛、121.3臺，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彩色電視機擁有量分別達22.3輛、116.6臺。2018年末，全國共有醫療衛生機構99.7萬個，比1949年末增長271倍；衛生技術人員952萬人，增長17.8倍。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民醫保體系加快健全，為人民健康撐起牢固保障網。居民預期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初的35歲提高到2018年的77歲，嬰兒死亡率由新中國成立初的200‰下降到2018年的6.1‰，居民健康水平總體上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新中國成立70年來，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巨的反貧困斗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相區別的試金石。世界發展經驗和教訓表明，經濟增長、技術變革和經濟全球化，總體上都具有做大蛋糕的作用，卻并不能自動產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所謂收入分配的“涓流效應”。西方政治家出于選票動機，采取民粹主義的政策，在競選中往往對福利和民生競相承諾，當選后要么口惠而實不至，或者干脆無法兌現諾言；要么導致過度福利化，既傷害激勵機制又難以持續。只有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體系安排，才能打破這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

在各國扶貧實踐中通常遇到一個邊際效果遞減的現象，有人甚至稱之為“規律”，即隨著扶貧推進從而貧困人數減少，最后的較小規模貧困人口由于在地理上集中居住于生態、生產和生活條件惡劣的地區，且具有傷殘、疾病、老齡、受教育程度低等勞動能力不足等特征，其脫貧難度加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很多發達國家都止步于這個扶貧的“最后一公里”。一旦在物質生產領域遭遇到邊際報酬遞減，投資活動通常就會停止。然而，扶貧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73萬，打破了所謂的扶貧邊際效果遞減“規律”，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關于人生70歲的描述，可用來對新中國70年的民生巨變，作一個引申性的解讀。新中國打破了對其他路徑的依賴，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北京新的社會階層聯誼會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