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

清洗文身的過程就像扒一層皮。僅左前臂一處文身，就要清洗七八次。每次清洗后，都需要時間讓傷口恢復，因此每年只能清洗一到兩次，每次清洗費用差不多9000元。這意味著，僅將裸露在外的這一處文身洗掉，要花費六七萬元和幾年的時間。

繁龍紋身館屋內

無法衡量的，還有身體的疼痛。每次清洗過后，俊哲胳膊都腫大一倍，洗到第二次，準備洗手指上一處文身時，錢都交了。俊哲的父親徐江平心軟了，“(他)流著眼淚說，爸我不洗了不洗了，痛死了痛死了。看他那么可憐就沒洗。”

但是如果不忍受這種痛苦，俊哲就會在生活里處處碰壁。2017年9月的一天，徐江平接到俊哲初二班級老師的電話，讓他把兒子接回家，將文身清洗后再回校讀書。當時，俊哲左前臂已文滿。這個看起來瘦小、成績中等偏下的男孩一下子成為被關注的中心。

由于一次洗不完，他要帶上媽媽準備的兩副袖套，遮住裸露的半臂，再回學校，“盡量不讓文身影響到其他小孩。”

初中畢業，俊哲的中考成績無法讀普通高中，徐江平托關系送兒子進入一所職業高中讀書。當時，學校出于“后續招生顧慮”，與徐江平簽訂協議，如果俊哲露出文身超出3次，就自動退學。

以前，學校也接收過有文身的學生，但都是“手臂上有一點點”，如此大面積的文身，還是首例。考慮到住宿時洗澡、睡覺都會讓文身外露，學校老師勸徐江平，最好讓俊哲回家住宿，“你的孩子畢竟跟別人不一樣。”

這種“簽字畫押”的方式讓徐江平很難接受，“他有時會為了好玩掀起衣服來”，很難真正遵守。有時，回到家俊哲跟父親說，“我這次又被抓到了。”

俊哲在這所民辦職高讀就業班，讀兩年，可推薦就業。但讀了近兩個月，他就不再去學校，最后期中考試也不去參加了。

一位老師說，俊哲上課愛睡覺，經常遲到，喜歡一個人躲在廁所、后花園抽煙，“也不是我們把他開除。他自己不想來讀就沒讀了。”但徐江平覺得，兒子也是因為文身在學校遭遇到壓力。

負責關注俊哲在校情況的另一位職高老師說，俊哲“除了抽煙文身，思想也沒有壞到哪里去”。他覺得這個孩子“在學校里總體表現還不錯”，但大面積的文身被明令禁止出現在校園章程里，“可能顯性的東西拿出來，給人的感覺就不一樣。”

在徐江平看來，因為文身，兒子的人生像突然轉入下坡道，開始加速墜落。夫婦兩人本來給兒子謀劃的道路是待他高中畢業去當兵，再進國企，一步步從基層做起……然而，這條路徹底斷掉了。

徐江平私下咨詢在國企工作的同學，單位是否接收過有文身的員工。對方說，“我們單位有文身的一律不會要。”他帶兒子見生意上的伙伴，對方跟俊哲說，“等你長大了，找我談生意，看到像你身上這種文身的，我就跟你免談了。”

所有文身加起來不過就花了1000多元，俊哲沒想到，這些卻成了決定他人生的重要因素。

妖怪

爬在俊哲身上的文身像個張牙舞爪的怪獸，幾乎占據了他生活的全部。而在最初，它不過是右上臂一小處，“短袖剛剛可以遮住”。

那是2016年的暑假，還在讀初一的俊哲結識了一些“不讀書的朋友”，和朋友看過電影《古惑仔》后，俊哲覺得文身“很威風”，便在朋友推薦下花100多元文了一個鬼面。當時他只跟文身店老板說，“要帥一點的。”

因為文身能被衣服遮擋，周榮娟一直沒發現。兒子一直單獨睡一個房間，與她也不是時常照面。

那時，周榮娟經營一家美容養生館，徐江平在江西做生意，每月回家幾次。多數時間，俊哲要一個人度過在家中的時光。他喜歡在放學后打會兒游戲，然后獨自待在自己的小屋里。這間小小的屋子只能擺放下一張單人床和一張與膝蓋同高的長方形桌子。空蕩蕩的房間里很少找得到與這個少年有關的東西，僅有的印記鮮明的物品，是一個籃球和一張王者榮耀的季軍獎牌。

有一次，周榮娟偶然發現了兒子身上的文身，勸說之余，這位母親沒有過多指責兒子，而徐江平則揍了兒子一頓，并告誡他不要再去文身。

俊哲口頭答應父親，但沒過多久，他又去文了。

他身上的大部分文身，都是在一家名為“繁龍紋身館”的文身店文的。他對父親說過，“你越打我，我越要文。”他無法理解最親近的人揮向自己的拳腳，就跑去文身店老板那里告狀，訴說自己的苦悶。

這家在當地已有十幾年營業歷史的文身館，位于俊哲家對面另一個密集的居民區里，從俊哲家走過去，僅需3分鐘。這家文身館在緊鄰主街的一條小路里，向內一瞥便能看見，正對路外主營理發，再往里走的另一處隔間是文身房。

喧嚷的小城中心，時不時走過手夾香煙的少年們。他們三五成群，抽著煙，在市區熙熙攘攘的街道里穿梭。在這個巴掌大的小城里，少年們可打發時間之處不多，他們去往的地點大多相似，一家網吧，一家可以打游戲的酒店，臺球廳內的一家牌館，以及這個文身店。

俊哲兩個手指上的蜘蛛與鬼面也是在這里文的。徐江平發現兒子手上的這兩個圖案時，一下子火了，“他這一塊(手指)肉皮都讓我給掀掉去。”當時，徐江平問兒子，別的地方文了沒有，俊哲一味支吾，不肯回答。

徐江平覺得有些不對勁，撩起兒子的衣服一看，前胸后背也遍布圖案，他愈發生氣，一巴掌打過去，把俊哲“嘴巴都打歪掉了”，送了搶救室。

打完兒子，徐江平后悔了。但他痛恨兒子不聽告誡，也痛恨文身。在徐江平眼中，文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的“社會混混兒”。他經營著一家化工公司，工人好找時，有文身的人，他會一口將其否決。

“落在我兒子身上沒辦法，兒子是我親生的。”面對兒子的不聽話，徐江平用暴力解決問題。徐江平對兒子說，身上文了就算了，衣服都能遮掉，本意希望他就此停止。

但初二暑假開學前一個月，俊哲的左前臂又文了一處佛面。徐江平發現后，又是一頓暴打，“在地上踩，打了半死。”俊哲氣不過，在被打第二天就去文身館，把左前臂之上的胳膊也文了起來。

至此，本來還能被衣服遮掉的文身再也遮不住了。

徐江平夫婦兩人跑去文身店，責問吳玉良，因為手臂上的文身，兒子連“學校門都進不去了”。吳玉良愛人回道，“我不是不替別人考慮，真的很多人一起過來……我們是做生意的。”

吳玉良說，他咨詢過律師，律師說，“法律上也沒有規定說未成年人不能文身。”而徐江平覺得吳玉良就是賺黑心錢，他把吳玉良告上了法庭。

最終，江山市人民法院判定由吳玉良承擔50%的賠償責任，俊哲未來每次清洗文身的費用，吳玉良承擔一半。但徐江平對這個判決結果“根本不滿意”，徐江平覺得，吳玉良應該承擔主要責任，而不是同等責任。

但該案審判長徐根才覺得，“家長的責任不能推卸。”徐根才認為，正如被告不能以在法律未規定不能給未成年人文身情況下“法無禁止即可為”而推卸責任一樣，父母本應做孩子能夠平等溝通的朋友，卻采用打罵方式，導致俊哲繼續去擴大文身部位，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

然而，不管誰的過錯更多，在這個社會體系里，文身都像一塊永遠消不凈的疤，刺進了這個少年的身體，洗不凈，抹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