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張磊

今年4月25日～5月1日是我國第17個《職業病防治法》宣傳周，主題為“健康中國，職業健康同行”。頒布17年來，《職業病防治法》這部影響著億萬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法律經歷了哪些變化？對勞動者的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如何讓其發揮更大作用？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專家。

職防法制化的里程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和成就舉世矚目，但高新技術和傳統工業帶來的職業病危害日益凸顯。同時，部分地方政府和企業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漠視勞動者的健康權益。彼時，有專家預測，如不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不遠的未來將有大批職業病患者出現，職業病的治療和康復費用也將給勞動者、用人單位和國家造成嚴重經濟負擔。“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職業病防治法呼之欲出。”曾參與《職業病防治法》制定及歷次修訂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職業衛生與中毒控制所原所長李濤說。

2001年10月27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該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通過法律規范職業病防治工作，是我國職防戰線工作者期盼已久的，是關系到億萬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大事。”李濤說，《職業病防治法》明確規定了我國職業病防治的方針與工作原則、勞動者的權利、用人單位的主體責任、國家職業病防治政策、各級政府責任和社會監督。同時，建立了一系列職業病防治制度，如國家職業衛生監督制度、用人單位職業病防治主體責任及職業病防治基本制度、職業病診斷與鑒定制度和職業病報告制度等。“標志著我國職業病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管理軌道，是我國職業病防治法制建設的里程碑。”

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職業病防治法》的不足之處逐漸顯現。國家衛生健康委職業安全衛生研究中心主任樊晶光說，2010年我國報告職業病病例27240例，企業職業病防治的主體責任未落實，作業場所職業衛生監管力度不夠，職業病診斷難，職業病相關群發和嚴重事件屢見報道，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呼聲日漸高漲。

2011年的最后一天，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的決定，這也是《職業病防治法》首次修法。“第一次修法對勞動者的影響最大。”樊晶光說，“這主要體現在改進了職業病診斷鑒定和病人保障制度，方便了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比如，修法后規定，承擔職業病診斷的醫療衛生機構不得拒絕勞動者進行職業病診斷的要求。

“法律改變了我的生活”

陳曉輝（化名）是《職業病防治法》首次修法的受益者。1986年～1999年，陳曉輝在北京市房山區某煤窯工作。2004年，陳曉輝出現反復咳嗽、喘憋等癥狀，漸漸地呼吸困難，最后生活不能自理。某三級醫院認定，陳曉輝的癥狀與他曾在煤窯工作的職業有關。

此后，陳曉輝一家開始了漫漫“征途”。雖然多次申請職業病診斷，但由于用人單位早已破產關閉，無法取得職業史資料，因而一直未能進入職業病診斷程序。加之，他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難以獲得相應的賠償。

“上有老下有小，我像個廢人一樣，不僅沒收入，還拖累家人。”回憶起那段困難的時光，陳曉輝哽咽道。

“修法前，這種情況較為普遍。”樊晶光坦言，塵肺病有一定的潛伏期，很多礦工是臨時工，未與企業簽訂合同，等發病后再去找對方，有的企業不認賬，有的則已人去樓空。

2011年修訂后的《職業病防治法》規定：“勞動者無法提供由用人單位掌握管理的與仲裁主張有關的證據的，仲裁庭應當要求用人單位在指定期限內提供；用人單位在指定期限內不提供的，應當承擔不利后果。”

“舉證責任主體由勞動者變為企業，減輕了勞動者的負擔。”樊晶光說。

“如果不修法，我可能會跟很多工友一樣，在家等死。”陳曉輝說。最終，房山區法院經過取證，認定陳曉輝與原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依據此判決書，他再次向職業病診斷機構申請職業病診斷，診斷機構最終診斷其為煤工塵肺貳期，由此獲得工傷賠償及相應的工傷保險待遇。“法律改變了我的生活。”陳曉輝說。

修法頻率不斷加快

《職業病防治法》自頒布至今，共修改過4次，分別是在2011年、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

“2016年的修法背景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李濤說。此次修訂中，取消了建設項目職業病危害預評價及其報告審核、防護設施設計審查及竣工驗收3項審批制度，同時取消建設項目職業病危害預評價、控制效果評價兩項中介服務事項，以減輕企業經濟負擔。

然而，職業病涉及的行業廣泛，接觸職業危害的人群逾2億，且人員流動性大，但目前職業健康檢查機構僅3000余家；職業病發病情況嚴重，近年來每年新發職業病總數約3萬例。

面對嚴峻形勢，2017年、2018年，《職業病防治法》連續修訂，取消了職業健康檢查機構、職業病診斷機構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批準的環節，職業健康檢查、職業病診斷改由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醫療衛生機構承擔。李濤表示，其目的在于降低職業健康檢查機構和職業病診斷機構的準入門檻，進而提升職業健康服務的供給側水平。

樊晶光坦言：“修法的同時期待更多配套措施。”比如，2017年修法后，配套的《職業健康檢查管理辦法》于2019年2月28日才公布實施，而《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至今尚未公布。“配套措施沒能及時到位，會導致修法本身的社會效益得不到充分發揮。”樊晶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