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26日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成就斐然，高質量的立法功不可沒。今年2月2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強調，要完善法治建設規劃，提高立法工作質量和效率，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工作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如何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助推法治中國建設，讓我們聽聽全國政協委員們怎么說？

“外商投資法是被保護主義污染的世界經濟中的一股清流，這樣說吧，40年以后，回過頭再看今天這段歷史，外商投資法將會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談及外商投資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張宇燕如此評價。

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呂紅兵說，外商投資法亮點頻頻，其中第4條從法律層面上明確了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是該法的核心內容，體現了由政府管理到社會治理、由政府導向到競爭協調的現代服務型法治政府的管理模式，雖然該法有待完善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高質量的法律。

2月2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強調，要完善法治建設規劃，提高立法工作質量和效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若想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離不了為之保駕護航的法律，而中國在從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的征途中，治國之重器須繼續強力亮劍。

良法善法就是好法

“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良法這一概念，即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引經據典地說出了良法一詞的出處。“良法的反面是惡法，一部法律是否屬于良法，最基本的檢驗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觀規律、反映人民意志和意愿、以人民為中心。”

新時代，經濟發展要高質量，立法也要高質量。

“立法猶如鑰匙，問題猶如鎖”，說起立法質量，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打了個鑰匙和鎖的比喻，也就是說，“立法既要能滿足實踐的迫切需求，又要能真正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解決問題的法猶如開不了鎖的鑰匙，毫無用處，更無從談起質量。”而且，立法要盡量細化，能夠在實踐中操作起來不生歧義；既不能自相矛盾，還要避免外在沖突。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大進，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他參與過全國人大的很多立法工作，他表示：“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質量的高低與立法前是否對涉及的方面、人員及領域有過扎實調研，是該法是否具有權威性及有效性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

鞏富文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立法調研工作是立好法的一項基本功”。

“立法質量首先體現在程序上，必須依照法定程序來推進立法”，呂紅兵說，程序如果錯誤，立法質量就無從談起。而在效果上，要有“牙齒”，要有擔當，要能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要能保障人民群眾權利，要能助推法治中國的建設，要是“良法”而不是“惡法”。

科學立法不是張嘴就來

回望4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那時“我們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個法律總要有的，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現在只是開端”，但如今，截至2018年10月，我國現行有效法律268部，行政法規757件，地方性法規1.2萬多件，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并不斷完善。

法治興，則國強。

湯維建表示，“如果說新時代我國要從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那么，立法工作也要與時俱進，我們的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但我們的法律不僅要‘立’起來，下一步更要‘強’起來”。

李大進稱，“我們一再提到，立法過程中要講究科學立法，這是個大問題，但科學立法不是張嘴就來的，科學立法怎么衡量，立法人員有沒有科學思維，誰來解讀科學立法？要把這個事情弄清楚才行。”

呂紅兵說，立法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要罰責相當，但當前有的法律在這方面做得有些欠缺。“比如，近幾年，環境保護法規在環境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功不可沒，但也要承認法律責任章節相對較弱，對污染環境的人或單位的懲罰性不強，對治污主體的處罰力度上不夠。”當前，打贏包括污染防治在內的三大攻堅戰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對環境保護法有著更高的要求，為此，此法的修訂已是迫在眉睫。

盡量網羅最專業人士參與立法

“關鍵在于要盡量網羅最專業的人士參與立法，盡可能早地將立法草案公之于眾，體現出立法的專業化、民主化。”湯維建表示。

李大進說，“由于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我們的立法更多考慮的是語言的周延性，而不是考慮其實操性。有時，一句話需要讓人反復地理解，甚至會有多樣化的理解，之后，再一個一個地出臺司法解釋，這些問題要逐步克服。”

“立法要講究科學，要有哲學思維，要符合客觀規律，要從客觀實際出發，應當是國家現實的反映”，鞏富文舉例說，比如，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東西南北中發展不平衡，立法要遵循這個基本國情來制定，中國的法律必須立足于中國基本國情基礎之上。

要盡可能采用委托專家立法模式，讓專家深度參與立法，確保立法的科學含量，湯維建說。與此觀點相適應的，呂紅兵則認為，可以采取委托第三方的立法模式，讓更加中立的第三方參與立法。無論是委托專家立法還是委托第三方立法，其宗旨都在于讓立法更科學、更接地氣，更符合和體現民意。

立法調研是民主立法的表現之一，鞏富文表示，民眾參與多少、參與多深很關鍵，如果只有讓公眾參與的愿望，或只作一般性號召，而無具體的保障措施程序，公眾參與就會成為空話或形式。因此，要拓展和創新社會公眾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充分體現民情、匯聚民意、集中民智。“這是當前立法應著力解決的短板。”

呂紅兵表示，提高立法質量要處理好改革與立法的關系。在“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大背景下，改革進入深水區，有更多難啃的硬骨頭，因此，法律本身也適時變革，從而推進改革、保障改革、引領改革。“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一直是立法人的追求，在堅持民主立法方面我們還應當在避免立法行政化、部門化、地方化等方面進一步努力。”呂紅兵稱。

進入信息化時代，立法技術也要與時俱進，“可以將大數據運用到立法之中，實行‘智能+立法’模式，使立法更為精準和更具有針對性，更好地助推法治中國建設！”湯維建最后說。（記者 徐艷紅）

“立法的科學性、民主性、專業性與時代性，決定立法質量的高低。”在檢察系統工作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上海市委會專職副主委王光賢說。

“總體上看，這些年來立法質量越來越高。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得認同、遵循和落實。隨著科技的進步，充分利用網絡平臺，聽取民意更廣泛、更高效。”王光賢表示，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國家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增加了社會公眾參與度，使法律真正體現和表達公民的意志。

同時，立法機關在法律實施過程中越來越重視尊重法律權威。王光賢舉例說，在遇到重大改革需要突破某些法律規定的限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授權方式，暫停該法律在某地域的實施，既利于改革的推進，確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又尊重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反過來又促進了立法質量的提高。

“但是，立法的專業性是我們要進一步努力的方向。”王光賢認為，這就需要立法工作者具備必要的法律專業知識，包括立法原理、立法程序、立法技術等，以避免價值偏差、機械立法等問題的出現。

近年來，立法工作者法律素養越來越高，但總體上與專業性的立法工作需要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王光賢建議，有必要對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制度化定型，通過提高立法工作者的專業素質，推動立法質量進一步提升。（記者 白楊）

依法治國從有法可依開始，立法的質量直接影響到法治水平，影響到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在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啟元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袁愛平看來，一部高質量的法律，能將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很好的體現，為社會提供有效遵循的規范。為此，他建議，提高立法的質量，讓法律“活”起來。

“良法是良治的前提，真正的法治社會的到來，有賴高質量的立法，良法、善法，民眾才會自覺守法，才會真正成為活的法律。”袁愛平認為，提高質量首先要做好立法規劃，組織學界、理論界盡早研究論證，形成立法框架。其次，要科學立法，做好立法調研，確保法律客觀反映所調整社會關系的科學和現實需要。

同時，立法過程必須充分民主，社會各利益相關方充分表達各自的利益和意見，真正形成社會共識。廣泛聽證咨詢，邀請有關法律專家、技術專家在內的相關專家參加，特別是涉科技、專業法律領域的專家，使法律反映有關領域的客觀規律、技術要求。

袁愛平建議，立法要堅持公正、公開原則。避免部門立法，杜絕相關部門立足部門本位利益，將有關法律立成管理法，而較少考慮調整社會關系的權利義務關系行為規范要求的現象。充分考慮法律與上位法和相關法律之間的相互銜接，保證法律體系的和諧。立法草案經過一定程序，初步成熟后須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廣納民意，集民智，反映廣大民眾的最大利益。（記者 劉洋）

“近幾年，我國制定的法律比較多，特別是涉及民生領域的，都是適應我國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需求的。”全國政協委員、湖北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認為這些年新制定的法律質量普遍較高。

作為婦聯界別的委員，謝文敏特別關心立法中有關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方面的內容。“比如2016年開始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中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就是作為民事強制措施，保護了家庭暴力中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親屬的人身安全。這就是高質量立法的體現。”謝文敏說，今年的“兩高”報告中提到，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在2018年由各地人民法院下發了1597件，這說明其在全國各地的執行也是比較好的。“立法的質量如何，從它的執行力度上就能體現出來。”

謝文敏表示，全國人大層面制定的法律質量都比較高，但到了地方一級，就有些參差不齊。“地方立法常存在從當地利益出發的情況，尤其是行政條例的制定，往往以部門利益為重，導致立法質量難以保證。”謝文敏希望除立法法之外，全國人大能夠制定一個統一的地方立法標準或者規范，來幫助地方提高立法質量。

謝文敏希望今后的立法，特別是地方政府立法前，一定要進行充分調研，并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論證，從而保持立法的科學性、高質量。（記者 奚冬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