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來，我不滿足于只是好好學習了。

那時候的大學文化，是青春文化。改革開放十年，國家正值青春，這種氣息深深影響著大學。

原來在大學，不但可以當學霸，還可以當詩人，當歌手。學校里的英雄不但是會學習的，還可以是會寫詩的，會彈吉他的。

那時候大學流行朦朧詩，朦朧詩人就像現在的小鮮肉一樣令人瘋狂。

我入學剛半年，學校文學社舉辦了一次征文比賽，我投了稿，拿了二等獎，他們就邀請我參加文學社，我好像是那一屆所有理科系學生中唯一一個加入文學社的。

我們學校在沙湖旁邊。當時，沙湖還有一半沒被填掉開發房地產，我們經常在沙湖邊開詩會，還請過詩人丁當參加。

那時候流行羅大佑、崔健、李宗盛、童安格的音樂。我還和幾個同學組建了一個樂隊。第一次拿獎學金是95元錢，我在中南路買了一把紅色的吉他，現在還在用。當時我們四個同學穿著統一的夾克，在臺上唱《站臺》，高潮處，把吉他殼敲兩下，叭叭，很酷！

當時羅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叫《閃亮的日子》，只要有一個人唱，就會有一群人和。那時候，每個大學生好像都是詩人、歌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大家以此為榮，因為當時文藝青年這個詞還沒有濫掉。那是一段感性的、大膽的、沒有框架的歲月，是說唱就唱、說走就走的歲月，個性張揚被完全尊重。

我很感謝這段歲月對我的性格塑造，以至于影響我以后的處事風格。在巴東擔任縣委書記期間，我在紀委全會上講話，敢點名一些干部的貪腐現象，其中一些官員還在臺上，有些甚至是我的領導。我當時提到一些貪腐現象，尺度很大，比如一個項目投資300萬元，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萬。這段話后來被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的易學習幾乎整段引用。

我崇尚內心自由，做事趨于感性，有點理想主義，也許就因為我來自那個詩歌和音樂的時代，我永遠認為自己是一個文藝青年。有人說我個性太張揚，不適合當官，我也知道。但我更珍惜大學給我的這種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