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動

1990年代新一輪經濟大潮洶涌而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世俗化”，詩人則徹底“被拍在了沙灘上”。“那時社會崇拜的是商人、有錢人，有的詩人都不屑于說自己是詩人，覺得窮酸氣。”《詩刊》副主編、詩人李少君說。

彼時，北京大學未名詩歌朗誦會的地點也發生了極富戲劇性的變化。先是從百年大講堂轉移到容納400人的電教報告廳，后又撤至容納300人、條件簡易的二教，最后退守容納150人、設施極其簡陋的生物樓……其他高校的狀況概莫如是，甚至更為慘淡。校園詩歌的冠冕就這樣從無上“神壇”一階一階地滾落。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新在其所著的《20世紀中國新詩史》中寫道：“90年代以后，詩歌除了原先的壓力之外，又受到了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大潮的沖擊。真正的詩人越來越少。”或也因此，記者在尋找聯絡90年代“在現場”的詩人時也頗艱難。

但終究還是有的，比如詩人胡續冬。

“氛圍不是說到了某個時間點就一下子終結了的。”胡續冬在1992年進入校園，在他的記憶中當時校園里寫作閱讀上的“傳幫帶”現象尚在，一批詩人在校園內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強地昂著頭，夜起誦讀，飲酒論詩，結交豪士怪客，睥睨世人。“但支撐這個氛圍的很多支點沒了，就顯得比較尷尬。”胡續冬說。

好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詩歌，一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態及意義。這種無人喝彩的尷尬，倒促使胡續冬等開始思考些超出所謂“校園范兒”的東西，“比如到底需要以什么樣的寫作姿態、寫作策略來回應正在發生的社會劇變”。大約在1994年，他們約好了似的，幾乎同時由高蹈的才氣型寫作轉向冷靜的分析型寫作，從狹窄的抒情傳統邁進了現代詩藝的門檻，“投身于一種當時心目中更復雜、更具反諷意識、更有歷史縱深和日常細部的寫作之中”。

“當時整個詩意系統發生了變化：朦朧詩的詩意更多來自‘意義’，第三代詩人反對這種‘意義化’詩歌，更傾向于語言本身。而90年代詩歌更注重內在的詩意，更深入生活和心靈。”沈浩波說。

沈浩波，鋒利、激進，是20世紀90年代繞不過的一位詩人，也是爭議頗多的一位詩人。

1998年，他在讀大二時，先后結識其師兄侯馬、伊沙、徐江等人，開始有意識地摒棄原先的學院派寫作傾向，逐漸接受口語化的詩歌寫作，并在同年寫了《誰在拿90年代開涮》一文，掄刀砍向“知識分子寫作”，氣勢逼人，不留回旋余地，也成為第二年爆發的“盤峰論爭”的重要導火索。在這場詩歌界的“華山論劍”中，“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對立，頗有些“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的意味，爭論不止，影響甚廣。

臧棣曾這樣評價胡續冬、沈浩波為代表的“70后詩人”，問題不在于70后詩人寫得有多出色。他們中有許多人越寫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幾代詩人的陰影。問題也不在于70后詩人是否找到了有別于前幾代詩人的詩歌領域。他們的詩歌疆域寬廣得令當代詩歌史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