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執法，取證不易

一邊是惡意欠薪問題難以根治，一邊是刑法手段使不上勁兒，原因究竟何在？

《工人日報》記者了解到，雖然惡意欠薪情況多有存在，但是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在執法中卻深感力不從心。

云南安寧市人社局勞動監察支隊相關負責人介紹，由于取證難、證據固定難，公安、司法和人社部門獲取的證據鏈條不一致等問題，欠薪入刑的“老賴”并不多。除此之外，只要公安部門一抓欠薪老板，他們立馬付錢。還有些欠薪老板的家屬拿著錢到相關部門“公關”，要求盡快放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多年在一線工作的勞動監察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實踐中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追究責任非常困難?！笆紫仁侨∽C難。比如小包工頭跑了或者藏起來了，在取證中就很難確定其是否屬于逃逸；其次是有錢支付卻拒不支付的行為難以認定，因為勞動監察部門沒有權力核查當事人的賬戶”。

據這位監察員介紹，盡管勞動監察人員每個月都要到工地去，要求用工方提供花名冊、考勤表、工資表等材料，但是，受職能所限，勞動監察部門只能核實材料本身，對其真實性卻無法掌握。沒有糾紛時，勞動者和用工方往往會一起搪塞勞動監察部門；一旦糾紛出現，勞動者才會配合調查，而用工方此時會非常不配合。因為勞動監督執法不具有強制力，面對這種尷尬局面，往往非常被動。

“依照法律，移送公安機關之前，勞動行政監察部門首先要對違法事實進行認定，如果這些都不能認定的話，怎么提交？”該監察員說，勞動監察工作也面臨被提請行政復議的風險，因此下文書時，他們會非常慎重。

公安立案，尚存阻力

實際執行過程中的難題不止于此。劉愛國表示，許多建筑勞務公司實際上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皮包公司”，人社部門接到欠薪的投訴舉報后，上門查處時，往往發現其早已人去樓空，或者注冊地址是虛假編造的，相關法律文書不能送達。而因為行政程序沒走完，案件無法移交公安機關。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很多農民工根本就沒有聽說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當工資被拖欠時，大部分人不知該去找哪個部門投訴。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維權意識較差，無法提供能夠直接證明被欠薪的有效證據，沒有勞動合同，沒有欠條，有時候他們甚至連那個具體的欠薪者是誰都不清楚，維權便無從談起。

除此之外，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要件不夠清晰，由于很多案件缺乏基本的犯罪構成要件，公安機關也只能謹慎立案。

“證據收集難、立案阻力大是我們面臨的兩大難題。其中，農民工維權水平低層次、證據保管意識薄弱以及工程層層轉包等問題加大了公安機關收集欠薪證據的難度；而難以根治的地方保護主義更是司法機關立案時面臨的一大阻力。”劉愛國說。

劉愛國分析稱，有的地方從保護本地經濟增長出發，對于領導掛牌的重點企業予以不合理的保護。對于涉及到該類企業的案件，辦理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干預，公安對此立案的積極性不大。一些執法者對惡意欠薪行為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容易出現執法過寬、處罰不嚴的現象，更使得惡意欠薪入罪難以執行。

在劉愛國看來，惡意欠薪和醉駕同時入刑，后者能產生明顯效果，在整個社會樹立了醉駕法律后果嚴重的觀念，卻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欠薪也入了刑?！皩τ谇沸降陌l生，總是需要農民工群體這樣的被欠薪者去舉報、上訴，才可能知道事情的存在。而農民工群體往往對維權的正常途徑和自己所有的權利并不清楚，只是本能地認為應該拿回自己的酬勞。而如果酬勞到手了，誰也不會再去追究欠薪者的法律責任”。記者 黃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