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一周后，全國計劃生育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會議強調，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依法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其中包括“要加強托幼、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

但這一具體的制度該如何設計，顯然國家層面還在醞釀之中。

下月初，國家衛生計生委相關司局將就“完善全面兩孩政策配套措施”召開專題研討會，其中就包括如何“加強托幼、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對此，曾曉東表示，實際上，如何分割社會和家庭對0-3歲嬰幼兒的養育責任，是發達國家普遍面對的公共政策選擇問題。

按照選擇的道路不同，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英美模式，養育兒童被認為主要是家庭的責任，政府在嬰幼兒養育中的責任以不替代父母責任為標準。第二種模式是北歐模式。政府在兒童養育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不僅提供慷慨的育兒假期、育兒補貼，還提供機構化的兒童養育服務，以平衡家長工作和生活的沖突。

曾曉東建議，如果僅僅考慮0-3歲嬰幼兒的養育服務，考慮到中國人祖輩養育的傳統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賴程度強的特點，同時也考慮嬰幼兒養育的巨大成本，家庭為主、社會為家庭提供可選擇的嬰幼兒養育服務可能是比較恰當的模式，并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

曾曉東認為，使用“可選擇性的嬰幼兒養育”模式，而不是社會與家庭分擔的陳述方式，主要是想強調選擇自由。

尚曉媛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對生育期的適齡夫婦提供更靈活的就業選擇，使他們可以更好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并實現照料和工作之間的平衡。例如，在有薪產假之外，允許生育第二胎的父母享受更加靈活的就業和更長時間的不帶薪、或半薪半職的生育假期。

尚曉媛認為，這就需要國家支持多層次早期教育的發展，把早期教育逐步納入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中。

原新的建議則是，在依法行政大框架下，對于落實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相關規定，最好由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確保0-3歲嬰幼兒的養育得到制度化保障。

“在接收0-3歲嬰幼兒的托兒所普遍缺失的大背景下，各級政府部門和單位應該率先設置單位的哺乳和嬰兒照護場所。”原新說，“現在提倡政府和企業興辦托兒所可能一時難以實現，那么首先創造一些母乳喂養的公共環境和空間，并不是難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