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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田律》

是最早的“環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現的保護環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戰國時期秦國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麝鷺，毋……毒魚鱉、置阱罔，到七月而縱之。”也就是說，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準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做肥料，不準采剛發芽的植物，或捉幼蟲、鳥卵和幼鳥，不準設置捕捉鳥獸的陷阱和網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還明確了對違反規定者的處理辦法。

以詔令形式出現的保護規定，歷朝多有，如西漢宣帝元康三年（公園前63年）夏六月下詔說：“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這可以算作一道專門保護鳥類的詔令。通過這條法令可以看出，當時對于大批遷徙的五色鳥，不準壞鳥巢、掏鳥蛋，甚至飛石打鳥，規定得十分明確，便于執行。

上世紀九十年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發掘敦煌懸泉置遺址時，發現了一份“月令詔條”。這份“月令詔條”，原名為“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用墨書寫在懸泉置的一面墻上。

從原文可知，《四時月令詔條》，是西漢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義頒布的詔條。月令五十條，分屬十二個月，寫明每月該干的事和不該干的事，所涉事項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要求下級官吏盡力奉行。各條一般分上下兩欄，上寫詔條正文，下寫解釋文字。如第二條，上寫“禁止伐木”，下寫“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

到了宋朝，據《宋大詔令集》記載，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詔，規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鳥獸魚蟲的工具皆不得攜出城外，不得傷害獸胎鳥卵，不得采捕蟲魚，彈射飛鳥，以此永為定式。當趙匡胤下這道保護命令時，正是宋朝準備統一中國之時，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注意到生物資源的保護，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詔禁捕山鷓，申明“自今諸色人，不得采山鷓，所在長吏，常加禁察”。這很可能是因為濫捕而使山鷓數目銳減以致有滅絕危險才發布此令。

古代的保護規定不管以何種形式出現，一般都比較具體，確實起到過保護環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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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韋后奢靡

珍禽幾乎滅絕

除了帝王頒布的詔書、法令等文件，還有很多古代學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環境保護的觀點。

早在春秋時期，齊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護山林川澤，他認為“為人君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菜，不可以為天下王”，他把環境保護提升到了政權穩定的高度。《管子·八觀》又說：“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總之，管仲保護環境的觀念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和細則。

戰國時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護言論：“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實上，他們所說的并不是危言聳聽，在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因為“宮室無度”而造成的環境危機。

公元7世紀以后，我國曾出現過幾次較大的破壞環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濫捕亂獵珍禽的歪風，起因是韋后和安樂公主用多種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爭相制作奇裝異服，一時間江嶺珍禽幾乎被捕絕。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據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議，命令將宮中所有的奇裝異服一律送至殿庭，當眾付之一炬，并不許朝官史民再穿錦繡珠翠之服，我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破壞野生資源的事件才告解決。

另一次發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間（1034年—1425年），當時在達官貴人之間盛行一種以鹿胎為冠的奢侈風氣，使得全國的鹿遭到一場空前絕后的浩劫。宋仁宗對此同樣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許再戴鹿胎帽子，并嚴懲制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勵全國告密，告密后若屬實就重賞告密者。當時因此而流放數百人，才算最終制止了這股歪風。

明朝永樂年間（1403年—1425年），土豪劣紳勾結奸商以販賣舊木和供應造辦為名，盜伐五臺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羅野，斧斤如雨，喊聲震天，”砍盡五臺山上的林木，又將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樹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轉手倒賣，從中牟取暴利。

后來，經過數年的打擊盜林的專門治理活動，才使得五臺山保留了郁郁蔥蔥的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