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是當前社會十分關注的話題，在不少有識之士的努力下，我國環境保護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其實數千年來，我國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環境的保護。

古代不少典籍記載了環境保護的具體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鳥或獸祭祀，不能殺懷孕的母獸以及幼蟲、幼獸；夏天不能亂打漁；秋天只有鳥獸長大后才能捕殺等。在戰國時期的秦國，還出現了第一部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田律》。

后來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漸完善了這些制度，對當時的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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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虞、衡等官職保護山川

在我國歷史上，許多朝代都設過“虞”、“衡”等保護山川的職位。相傳我國最早的虞官產生于傳說中的五帝時期。據《尚書》和《史記》的記載：舜帝時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確切，則我國設虞官的歷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職責，各朝雖有差異，但大體相近。

先秦時期，虞衡的職責，《周禮》記載比較詳細，當時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負責制定保護山林資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產的地方設藩籬為保護邊界，嚴禁人們入內亂砍濫伐。林衡則為山虞的下級機構，其職責是負責巡視山林，執行禁令，調撥守護山林的人員，督察他們的行為，賞優罰劣。澤虞與山虞類似，澤虞下屬的川衡，與林衡組織結構非常類似，只不過川衡管川澤魚鰲，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說先秦的虞衡職責主要是管理與保護山林川澤，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則兼管一些其他任務。比如，據《舊唐書》記載：虞部兼管郎中、員外郎之職，“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凡采捕漁獵，必以其時。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獵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閑廄馬，兩都皆五百里內供其芻蒿。其關內、隴右、西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進內及供百官番客，并于農隙納之。”歸納起來，虞部的任務主要是五項：一為京城街道綠化；二為掌管山林川澤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資的供應；五管打獵。五項之中，有四項是屬于環境保護范疇內的工作。

明清時期，設虞衡清吏司管山澤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規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鳥獸的網）罛（gū，捕魚的網）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還規定名勝古跡禁止樵牧，同時要備辦鳥獸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禮器軍實之用。可見，當時的虞衡還增加了物質供應方面的任務，不過虞衡保護環境的性質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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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規定

春天不能捕幼蟲幼獸

除了設置官職保護環境，歷朝歷代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詔條與法令。

據先秦古籍記載，早在夏朝便有這樣的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略，以成魚鰲之長。”其大概意思就是說，春天不能砍樹，夏天不能亂捕魚，這即所謂的“禹禁”。禹禁是否真產生于夏朝，有待確證，但此類禁令產生于先秦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可以從多種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證。

在《國語》中，有一個里革“斷罟（gǔ，漁網）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魯宣公為了取樂在泗水張網捕魚，魯國太史里革知道了這一消息后非常憤怒，不僅撕毀了魯宣公的漁網，還大罵魯宣公貪得無厭。

里革對魯宣公講了古代何時可以捕魚，何時可以捕鳥捕獸的古訓。這些都是古代保護自然資源的具體規定。里革是這么說的，“古時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動物便開始活動，水虞這時才計劃用漁網、漁笱，捕大魚，捉龜鱉等，拿這些到寢廟里祭祀祖宗。當鳥獸開始孕育，魚鱉已經長大的時候，獸虞這時便禁止用網捕捉鳥獸，只準刺取魚鱉，并把它們制成夏天吃的魚干，這是為了幫助鳥獸生長。當鳥獸已經長大，魚鱉開始孕育的時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漁網捕捉魚鱉，只準設下陷阱捕獸，用來供應宗廟和庖廚的需要，這是為了儲存物產，以備享用。”

魯宣公為此還表揚了里革，認為“吾過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記載典章制度的《禮記》，有很多篇章是對環境保護的具體規定。比如《禮記·月令》，根據保護生物資源及生產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個月的具體規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毋卵。”大意就是說，春天不能用雌鳥或獸祭祀，不能砍樹，不能殺懷孕的母獸以及幼蟲、幼獸等。

在《禮記·曲禮》中，對打獵活動作出原則規定：“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國君春天打獵，不能采取合圍獵場的辦法，大臣們不得整群整群地獵取鳥獸，也不得獵取幼獸或揀取鳥蛋，顯然這是為了防止斬盡殺絕，以使鳥獸能正常繁殖。

《禮記·王制》還規定，正月獺祭魚（獺是一種兩棲動物，喜歡吃魚，它常把捕到的魚放在岸上，很像陳列祭祀的供品）以后，管理水澤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魚；九月豺祭獸之后，才能獵獸……這些禮節被稱作《王制》，顯然有一定的法律意義。

古籍中屬于保護禁令的記載有很多，比較典型的是《呂氏春秋》中的“四時之禁”，即在規定的季節中，禁止隨便進山砍樹，禁止割水草燒灰，禁止打鳥狩獵，禁止捕撈魚鱉。否則皆為“害時”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