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是一種生命價值的體現”

學術周刊：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在您看來，中國深化改革期為何需要學術的繁榮？

左東嶺：中國發展到今天，需要學術繁榮，是因為時代發展了，變化了，產生了很多新問題需要去解決。比如面對西方各種思潮，中國發展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堅守中國傳統文化與吸納西方當代文化的關系，這需要建構新的理論方法；又比如文學理論增容與越界的問題，廣告、微信、微博等新媒介、新發表方式產生后，傳統文學理論無法概括解釋這些新現象與新問題，這也需要構建新的理論方法。這些新的理論方法從哪來？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當代文化中尋找經驗與做法，找出解決現代問題的答案。

前幾年我參加了一個關于外國文學轉向的學術會議，所謂的轉向就是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我發言說，古代文學從來不存在轉向問題，因為古代文人從來沒有嚴格地把文學分割出來，他們多是琴棋書畫樣樣皆通的。比如袁宏道，不光會寫詩歌，還寫了《瓶史》、《觴政》等插花、飲酒的著作，實在可以被稱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急先鋒”。古代文學本身就是融文史哲、琴棋書畫為一爐的。與會者恍然大悟，原來從古代文學資源中也能夠找到現代文學所面臨新問題的答案。

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資源豐富，理應深入研究，來回答今天的新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文學經驗與文學歷史》，認為文學研究實際是總結歷史經驗的，使我們面對新問題時更從容。學術繁榮的思路其實很簡單，以中為體還是以西為體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吸取西方、堅守傳統，結合當下實際，由此建構、產生的是中國當下汲取各種思想資源所形成的新的理論體系與新的批評話語，它能夠解釋時代、適應時代，能夠指導中國文學發展，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學術周刊：“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當下學風主要存在哪些問題？有哪些解決措施？政協履職方面，您對繁榮學術有怎樣的建言獻策？

左東嶺：當下某些學風的形成，其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而且互為關聯，一方面學者學風浮躁，急于出成果、發文章，缺乏坐冷板凳的精神，沒時間思考、讀書，寫出的文章大多是空疏的。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原因——考核機制的問題。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不寫文章考核就不過關，但因考核中缺乏真正的學術權威，只能量化考核，比誰寫的書厚，比誰寫的文章多，這樣一種考核機制，導致學者只追求數量而不追求質量。

學術研究要取得真正的繁榮與發展，首先學者本身就要樹立良好的人文品格與精品意識。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學者，要有文化使命感與責任感，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承擔者，如果做壞了，沒法跟下一代交代；還要認識到學術是一種生命的需求，是一種生命價值的體現，而不僅僅是一份職業。如此，他就能堅守得住。我曾經提議，每個學校能不能養一批學者，不讓他們搞學科建設、報項目，就讓他們認認真真讀書，認認真真做學問，寫出真正的精品來。這需要考核機制的改革，把學術機構與政府、黨政機構的考核、檢查甚至審計區分開。所以我提倡管理精細化，對不同機構、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國家既然已經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學者，就要充分發揮他們的能量，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已經有9個年頭了，每年的提案都是結合我的專業來建言獻策，因為我本身是一名學者，了解學界的實際情況。比如去年關于重新制定出國交流標準的提案，建議把身兼行政與學術職務的學者的出國目的區分清楚，并采取不同的政策要求。現在中國擔任高校工作管理崗位的大多是優秀的學者，甚至是學術領軍人才與學科帶頭人，如果一刀切，實質上是對中國學術的傷害。教育部最近回復說我的提案很重要，正在制定相關政策。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做好自己的專業研究和關注當下人文學科的生存環境都是我應盡的職責。（記者 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