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重要標志在于中國文學的進步，而中國文學的進步首先在于中國文學思想的進步。中國古代文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取得了偉大卓越的成就，散發著無與倫比的魅力，適應、詮釋甚至推動著歷史的前進。全國政協委員、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左東嶺長期致力于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國古代文學史等領域的學術研究，深諳傳統文化精髓。本期學術周刊特別邀請左東嶺委員來闡述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探討傳統文化對促進當下學術繁榮的意義與價值。

左東嶺委員近照

真實完整地認識中國文學思想

學術周刊：按現代文學觀念，文學研究分為哪幾個層面？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屬于哪一層面的范疇，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左東嶺：按現代文學觀念，文學研究分為三個層面，即文學史研究，研究作家、作品、文獻、風格等；文學批評研究，研究人們如何評價作品等；文學理論研究，研究文學觀念、形態等。中國文學思想史由“文學”與“思想史”兩部分組成，從歷史角度它屬于專門史研究，從文學角度它屬于文學理論研究，同時它也牽涉文人心態研究，所以目前被定義為交叉學科研究。大多新興學科都是交叉學科，沒有交叉，就很難產生新方法與新結論。

思想史與批評史相比，后者只以文學理論批評的文字與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前者則不僅從文學理論批評的文字與文獻中概括文學理論，而且從文學創作實踐中提煉文學思想，簡單來說，中國文學思想史就是把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相結合起來研究中國文學思想。

什么是中國文學思想？即中國古人對文學的認識，這不僅包括在理論批評的文字與文獻中，也包括在文學創作實踐中。比如李白很少有關于理論批評的文字，但不能說他對詩歌沒有認識，從他的創作中可以體會到他對詩歌的見解。由此可見，中國文學思想史大大拓展了傳統研究領域，同時彌補甚至糾正了傳統理論批評與研究的不足與缺陷。

學術周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羅宗強先生建立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學科體系，并提出系統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您有哪些繼承與創新？

左東嶺：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將羅先生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概括為四點：求真還原的研究目的、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連接社會文化與文學觀念的中介———士人心態研究、堅持審美研究的原則。在羅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我做了細化、完善、糾偏、拓展這四方面的工作。

關于細化，比如羅先生在寫斷代史或通史時提出了將創作實踐與理論批評相結合的方法，但對于如何結合，羅先生來不及進行具體詳細的總結。我結合羅先生的實踐，提出三種關系：以創作實踐彌補理論批評之不足；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形成圓滿的互補；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相矛盾所體現的文學觀念的復雜性。這樣一種細化，使學者在進行實際操作時更容易把握。

關于完善，實際是對羅先生學術思想的補充。羅先生寫通史時，關注的是每個朝代文學思潮的變化，我在研究中明確提出史學品格，即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種過程性的研究，大到一個朝代小到一個人，其文學思想不是靜止的，都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其實羅先生在研究過程中已顯示出這種傾向，我則將其具體提煉了出來。還有立體性把握，既然是創作實踐與理論批評相結合，那么中國文學思想史就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側面的。橫向的立體性和縱向的過程性，構成文學思想史的重要特點。

關于糾偏，在中國文學思想史成為一門學科后，很多人覺得這種研究方法很好，但在使用中發生了一些偏差，比如在探討中國文學思想史產生原因時，其研究會涉及政治、哲學、宗教等很多領域，但有些人跑到這些領域中就不回來了，研究方向發生了偏差。當然，要發展就有可能走向偏差，糾偏工作是在一個學科發展中不可缺少的。

關于拓展，在羅先生的研究基礎上，我將研究領域拓展到易代之際與地域的文學思想研究。羅先生在寫中國文學思想史時以朝代作為分期的基本格局與單元，但其實歷史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斷裂，相反，易代之際正是文學思想活躍的一個時期。同一代人，陳子龍被劃在明代，錢謙益則被劃在清代，人為地把這些人按朝代切開，不可能完整地了解他們及其所處時段的文學思想。我目前在帶領國內一批學者做一個“易代之際文學思想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試圖把斷裂的歷史鏈條重新連接起來，實際也是配合了羅先生的中國文學思想通史研究。中國古代地域遼闊，江南文學、東北文學、西北文學等地域文學實際都有很鮮明的特色與很豐富的思想，我認為還應該把思想史研究拓展到更大的空間當中去。這樣就把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做出很大拓展，使其內容更豐富。

中國文學思想史是20世紀以來少有的中國學人自己提出來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我們應該將其做得更圓滿、更鮮明，才能在國際上擁有話語權，當然最根本的目的，是更真實更完整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豐富內涵與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