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領導人胡厥文曾說過，“開始認識共產黨，完全出于偶然”，1932年他去陜北考察期間，聽到幾位老百姓說“你們若不是紅軍，就一定不會對我們這樣好”的話，使他靈魂深處產生了從沒有過的震撼。胡厥文說：“我這個人，秉性很倔，誰都別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

三、 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就選擇什么樣的未來。在中國革命形勢發生重大轉變之際，民主黨派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大勢，選擇了跟共產黨走。

抗戰勝利后，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斗。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針對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占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能和腐化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人心。”

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成立之初“其組織成分又常從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一直包含到進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傾向又從君主立憲一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蹣跚尋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著某種幻想，試圖在國共兩黨之外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1945年的舊政協會議制定的和平建國方案較充分地體現了他們的政治主張：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經濟上確保私有制，實行經濟民主、消滅貧富懸殊；在軍事上軍權屬于國家；在外交上保障領土與主權完整、兼親美蘇。他們還歡欣鼓舞地公開宣布，只以實現民主為目的，決不進行爭奪政權的行動。

中國的問題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決，沒有槍桿子就沒有發言權，用和平改良的辦法讓獨裁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難逃。舊政協會議期間，國民黨制造了重慶“較場口事件”，打傷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1947年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漢、重慶、廣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進步教師；蔣介石于7月初又發布了《勘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部署對民主黨派的更大迫害；10月8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總支部主委杜斌丞被槍殺；10月27日，國民黨以勾結“共匪”為由，蠻橫無理地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并加予取締。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只能轉入地下。整個國民黨統治區處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中。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在國民黨一貫堅持的內戰、獨裁、賣國的反動方針面前，在其加緊對民主黨派迫害的嚴酷事實面前，在國共武力相爭中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政治現實面前，青年黨和民社黨投向國民黨，民盟、民建、民進、九三學社等不斷靠近共產黨而遠離國民黨。知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寫道：“是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共產黨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為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