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對國共兩黨做出公正評判：“只有最堅決抗日的，才能做中國的天然領袖?！眻詻Q反對“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堅決反對妥協、分裂、倒退，為團結御侮、抗日救亡大聲疾呼。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領導人陳銘樞致電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農工黨前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逐漸走上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道路；沈鈞儒、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等 280 余人發表宣言，表達了對民族危亡的深切憂慮和奮起救國的決心。

在民族危亡關頭，團結抗戰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實行合作的實質性共識。這種共識是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源頭。

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后，從生死存亡的考驗中認識到，要支撐起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發展，必須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鞏固領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核心力量的作用。共產黨糾正了“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的主張，確立了爭取、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

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正確估計當時政治形勢，理論論證了“各黨派合作抗日的相關問題”，明確多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的“兩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僅需要主力軍，還需要同盟軍。從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以及各黨各派提出六項共同行動綱領，共產黨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包括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主動改變國難當頭兩個政權的對立；毛澤東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親自致函各黨派、民主人士、學術師友、社會賢達共70 多人；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共產黨還建立“三三制”政權，顧及各黨派、各階級，通過協商民主協調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地團結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毛澤東在1937年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說明：“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梁漱溟1938年1月訪問延安期間，為毛澤東論述“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理由深深折服并從此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成見，發表文章稱“這樣的大作品，大文章，蔣介石沒有，旁人也沒有，我看這是事實”。

民主黨派深感毛澤東及其共產黨人，不計十年前國民黨“四一二政變”、“七一五政變”之前嫌和仇恨，以極大的政治情懷和社會責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共產黨的讓步，應以行動積極配合；民主黨派要生存和發展并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產黨結伴同行。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爆發,民主黨派對國民黨頑固派“親者痛、仇者快”的舉動大為失望，蔣介石沒有料到會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陷于極端孤立的境地，更沒有料到民主黨派會完全同情并站在共產黨一邊。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民主黨派從全面抗戰之初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到把實現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彼此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協商的傳統，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道堅持抗戰、維持團結、推動民主，在組織上漸漸聯合、發展、壯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