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智庫的重要性：

要從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出發認識智庫的重要性。當前，中國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面臨著在經濟新常態下統籌區域、城鄉、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等一系列錯綜復雜的新難題，舊經驗無法解決新問題，這就亟須我們匯集各方智慧，用好智庫，為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支撐，避免出現系統性、顛覆性的失誤。

要從中國體制的特點出發理解智庫的重要性。執行力強是中國體制的一大特點。然而決策先于執行，因此，如果決策科學，強執行力就會轉化為中國獨特的體制優勢，相反，一旦決策失誤，將會出現十分嚴重的后果。由此，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在中國體制特點下就顯得尤為重要。智庫以為黨和國家的科學決策服務為根本任務，可以說是我們彰顯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環節。

要從提升國家巧實力的高度認識智庫的重要性。我們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軟實力”這一概念已經很熟悉了。缺乏軟實力，經濟、科技、國防等硬實力就“使不上勁兒”。近年來，“巧實力”概念又盛行起來，我認為，巧實力就是“硬實力+軟實力”，就是中國人愛講的“軟硬兼施”。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國巧實力的觸媒，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記者：在新形勢下，智庫建設動力充足但也阻力重重。正如總書記所說，各類智庫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重數量、輕質量”“重傳播形式、輕內容創新”等問題，那么，您覺得智庫建設還有哪些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又當如何解決？

隆國強：總書記對智庫存在的問題點得很透、很準，歸結為一句話，就是研究質量不高、內容創新不足，提出的政策建議與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的要求還存在差距。在我看來，人才、學科、體制機制既是產生問題的原因，也是解決問題的抓手。

首先是人才問題。高質量的智庫離不開高質量的人才。智庫人才的特殊性在于他從事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無法像科技人才一樣去申請專利，而既具備政策研究能力又在主觀上具有高度奉獻精神的智庫人才目前極為短缺，因此，從客觀角度來講，我們亟須創建一套符合智庫特點的人才機制，將高水平且富有奉獻精神的人才聚集起來，使他們心無旁騖地研究自己擅長的問題，為黨和政府拿出“管用”的決策建議。

其次是學科布局問題。總書記期望智庫拿出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的研究成果。我理解，“針對性”指向當下，“前瞻性”和“儲備性”則面向未來。我們常說很多智庫在從事低水平重復研究，其中“重復”就反映了學科布局的不合理。比如在國際關系領域，中美關系研究一直紅紅火火，但中亞、中東、東歐問題的研究則相對冷清，“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后，不少冷門地區的智庫專家嚴重供不應求，甚至出現空白，這就警示我們，既要重視當前的熱門問題研究，也要重視那些和現實距離較遠、和熱點關系不大的“高冷學科”，在學科布局上富有遠見，才不至于“人到用時方恨少”。

最后是體制機制問題。在我看來，體制機制改革是推動智庫建設的“綱”，綱舉目張，只有理順體制機制，推動智庫建設的各項措施才能事半功倍。創新智庫管理方式，第一是要尊重智庫獨有的運行規律和組織文化，不能把智庫視同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第二是要為智庫研究提供良好的條件。智庫不能“閉門造車”，因此，要破除信息的地區分割和部門分割，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第三是要強化智庫管理部門間的統籌協作。智庫管理涉及很多政府部門，很多體制是“外生”的，智庫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所有相關部門協同配合，按照總書記提出的“既能把握正確方向又能激發科研活力”的要求，對智庫的管理機制進行大膽創新。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組提出的國家高端智庫試點方案，就是突破現有體制機制的一個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