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現在，“國學”作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學科，早已成為人們研究和教育中的重要環節。陳來先生一生致力于哲學、國學研究，本期講壇邀請陳來先生講述近代“國學”觀念的發生與演變，這也是先生近期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名師講壇”上的演講，現將講演內容摘要發表，以饗讀者。

陳來

《北京·國學·大學》 陳來著

精彩閱讀：

■應當說，20世紀20年代的學術界已經逐漸發現了研究國學的重要性，整理國故運動推動了國學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一系列國學研究院所與類似機構。

■作為一個近代的文化概念而言，“國學”與“西學”相對，是指遭遇西方文化沖擊之前中國原有的思想文化與學術體系，這是國學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種用法。

■國學研究不是關起門來研究就能發展的，而要充分了解世界中國學研究的方法、成就、動向。

“國學”觀念的發生與演進

近代“國學”的觀念，是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20年代末，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個階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這一時期的“國學”，體現的是一個政治的觀念，而不是一個學術的觀念。國學當然是指學術文化，但20世紀初提出“國學”時，其出發點是本于愛國主義的立場、著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國學派提出的“國學”是一個基于愛國主義觀念的概念，他們自己也明確使用了愛國主義的語詞。他們的基本觀念是，國學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和語言，是和這個國家的興亡命運完全聯系在一起的，為了救亡圖存，必須保存國學。

鄧實、黃節在1905年提出了國學的概念，1907-1908年章太炎也使用這個概念，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心。晚清這些人的國學概念，都是為了激勵大家的愛國心，有一種很明顯的救亡保國意識，即通過捍衛國學、保存國學來救亡保國、保種保教。這個階段還有一個特點，即國粹派雖然強調要保存國學、守護文化，但并不反對革命，這些人都屬于革命派的一翼。

第二個階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國學作為一個核心詞匯用的較少，但國學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其問題意識仍吸引著社會的關注。從觀念上看，特別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從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志》，討論東西文化，也就是中西文化的優劣，可以說其中討論的中國文化的問題也就是國學問題。國學的基本價值觀、基本理念和基本學術傾向，這些在新文化運動前后變成了討論的中心，雖然這時國學雖然作為關鍵詞出現不甚普遍，但作為問題意識是始終存在的。所以，這個階段的國學觀念主要是文化意義的，而不是政治意義的；人們關注的不是把國學作為國家興亡的文化基礎，反而是從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進西方文化價值來發展現代中國的文化。這個階段有關“國學”的問題意識突出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這個階段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舉出1919年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其代表性僅從傅斯年為其文作附識、胡適寫長信與之討論便可見。毛子水所講的國故和清末人講的國學意義相近，他將此定義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但與晚清國粹派不同，他不是主張珍視國學國故以為民族國家立國的基礎，而是認為：“我們倘若單講到學術思想，國故是過去的已死的東西，歐化是正在生長的東西；國故是雜亂無章的零碎智識，歐化是有系統的學術。這兩個東西萬萬沒有對等的道理。”他更認為：“我們中國民族，從前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業，對于世界文明，沒有重大的貢獻，所以我們的歷史，亦就不見得有什么重要。”這種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中從東西文化比較的角度所作的對于國學的評價，與晚清的關注全然不同，更多的是對國學和傳統文化的批判。毛子水的觀點無疑是這一時期的主流，雖然新文化運動并非以國學為關鍵詞，但其批判舊文化的鋒芒，顯示出國學仍是主要關切的對象。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爭論是啟蒙思想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爭論，要指出的是，重視保守中國文化的學者雖然強調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價值（如梁漱溟到北大說我是來替孔子和釋迦說話的），但他們并不反對“歐化”，并不拒絕、反對西方文化。這也是第二個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

第三個階段就是20世紀20年代初期到末期，這一時期，國學的概念開始廣泛流行，而越來越成為一個學術概念了。在國學概念下面所談論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學術研究。這種情形和這一時期發起、流行的整理國故運動有關。1919年年底，胡適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國故”的提法。當時胡適的影響力很大，而傅斯年等人還是學生。“整理國故”經胡適肯定之后漸漸發生了影響，其影響所及，首先是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了國學研究所，此后1924年東南大學成立國學院，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1926年廈門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學成立國學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國學專修機構或學校，不一而足，其中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最有名。可以說，在新文化運動后期，出現了一個新的運動即整理國故運動，它在某一程度上有點類似今天的“國學熱”（當然跟今天國學熱還是不能相比的，它主要還是在學術層面上，也還沒有形成一個全民的文化國學熱）。應當說，20世紀20年代的學術界已經逐漸發現了研究國學的重要性，整理國故運動推動了國學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一系列國學研究院所與類似機構。

與成立國學研究院所相關，這時的學術界出現了多種有關國學的定義。雖然國學的定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法，但這些定義所突出的理解，都是在學術的層面上，已經既不是強調政治（晚清），也不是突出文化（五四），而是注重如何發展學術研究。國學的觀念在從晚清到20世紀20年代三個階段的基本變化反映了人們不同時期對傳統文化與時代使命關系的認識。

20世紀20年代，國學的關注進入了第三階段，雖然文化啟蒙思潮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爭論仍在進行，但保守主義并非反對西方文化，而是承認全盤承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如梁漱溟）。且文化保守主義已經結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潮流，融合中西的文化主張并非容易擊倒。啟蒙陣營也分化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但在啟蒙陣營，新文學觀念與整理國故交雜糾葛，一元化的思維方式支配了多數新派學人，把啟蒙與國學對立起來（如吳稚暉），以為要啟蒙就必須排斥國學。所以，整理國故運動中真正開花結果的反而多是持保守主義文化觀的學者。

不管如何，此時國學的概念已經與鄧實時代不同，越來越成為一個學術的概念了。“學術國學”論說之發展日漸明顯，與鄧實時的“愛國國學”的論說已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