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五四”前后西學東漸的正確評價

關于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學東漸的熱潮，并未因“五四運動”的結束而停步。兩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已經具備：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數省會城市開始新建了一批大學，建校經費或來自中央政府、各個地方政府，或來自教會、其他公益機構，或來自商界的贊助；二是各地新創辦了一些雜志，或成立了一些學習研究性的團體，它們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說的知識界人士。

例如，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了《每周評論》，主要宣傳反封建、反軍閥統治、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介紹十月革命，介紹社會主義學說。雜志主要撰稿人除陳獨秀、李大釗以外，還有張申府、胡適、周作人等。

又如，《新教育》月刊于1919年2月在上海創刊，由蔣夢麟任主編。《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話文，主張建立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民主共和國。

再如，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京大學宣布成立，鄧中夏、廖書倉為總務干事。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京城內設四個固定講演場所，講演內容包括反日愛國、民主政治、破除迷信、反對封建家族制度、提倡科學和文化等。同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該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該會有成員42人，王光祈擔任會長。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進步青年由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等人發起，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于1919年9月16日組成了“覺悟社”，并開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覺悟》雜志，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惲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漢組織成立了利群書社，書社經銷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激進書報雜志，影響了不少青年。

在這里還應當提到，1918年4月18日由毛澤東發起，在湖南長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學會”，基本成員共21人。1920年8月13日，已在法國的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主張組建中國共產黨，爭取國際無產階級援助。12月1日，毛澤東復信蔡和森，對其主張極表贊同。

在這一年的4月，俄共黨員維金斯基抵京后，同李大釗等人討論后表示：在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已經成熟。李大釗同意維金斯基的意見，介紹他到上海與陳獨秀見面。

至此，為一年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行準備了足夠的條件。1921年7月23日，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中秘密召開。到會的正式代表有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東京小組的周佛海，另有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尼柯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7月30日，李書城家受到法租界巡捕注意。31日，大會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繼續開會并在此閉幕。大會確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大會選出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李達、張國燾分別負責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閉幕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開始了中國政治新階段。

對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評價既已清楚，那么對新文化運動期間的西學東漸的評價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從新文化運動開展以來，西學東漸的影響的擴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這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會的人，拋棄保守、另辟新路。他們渴望從西方國家和日本新出版的書籍和報紙雜志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識，他們更希望有一個選擇的機會，因為只有通過選擇才能找到目標和通向目標的途徑。

國外傳入的有關社會科學的各種學說中，有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村社社會主義，還有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進步青年在這些學說中終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對人們最有吸引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進步青年對于新路的認識盡管不一樣，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卻成為人們向往的道路，這同樣是選擇的結果。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說明新文化運動過程中西學東漸的意義。

即使人們當時對引進的西方國家和日本出版的法律學、政治學、教育學和經濟學的書籍的興趣日增，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后，國內的改革舊傳統和創建新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漲，反帝反封建的贊成者和支持者的人數越來越多，人們對東漸的西學的興趣也越來越大。由于目標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法律學、政治學、教育學和經濟學書刊也越來越受歡迎。這并不違背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只要不是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封建專制主義歌功頌德或竭力辯解的，只要是稱贊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書刊，都會有讀者。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正確地看待當時的西學東漸，不能由于引進中國的西方國家出版物中有介紹資產階級法律學、政治學、教育學和經濟學的書刊而貶損西學東漸的作用。換言之，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主流是否定舊文化、舊思想、舊倫理，引進的資產階級法律學、政治學、教育學和經濟學，不僅有助于開闊國人的視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內容可供剛成立的民國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學校建設作參考。

再以經濟學的引進來說，1915年前后，在西方國家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學派，無論是新古典學派的大本營英國，還是接受新古典經濟學的美國，都以完善市場經濟，鼓勵市場競爭，反對國家壟斷為基調。當時留學英美的中國留學生所學習到的經濟學說，都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國的市場是不完善的，私營工業企業受到的限制更多，其中既有政府的限制，更有帝國主義國家資本的特權的存在，而且中國勞工的地位得不到保障，這些都是不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本意的。因此，在中國國內各高等學校內講授當時占主流經濟學位置的新古典學派的學說，也有對人們的啟示作用，所以不應當一筆抹殺引進新古典經濟學說的作用。

除此以外，還應當看到，經濟學中有不少實用的內容。例如，財政的管理（包括國家預算應力求平衡，國際收支也應維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風險的防范、證券市場的建設和運行、工業企業的投資和經營、國際貿易的開展、城市化、農村人口的流動、市場秩序的維護等，都是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知識。中國經濟今后應如何健康發展，如何參與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需要一大批專業人才。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知識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的政界、法學界、經濟界努力學習和了解西方經濟的組織和法制化過程，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在評價西學東漸時需要注意到的。總之，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特大功績，包括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之一的西學東漸，都應當放在當時的大環境中去評價，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厲以寧 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多次獲得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獎，包括：“孫冶方經濟學獎”“金三角”獎、教育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等。

（文中所述有關新文化運動中突出事件的日期和經過，參考了廣州文化傳播事務所主編的《20世紀中國全紀錄（1900—1994）》。）記者王慶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