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還要求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

從傳統的“鄉土中國”到當下的“流動中國”，留守兒童已承載了太多的不幸。去年6月，畢節四兄妹慘烈的自殺，就昭示著，留守兒童問題已到了某種臨界點，拖不起，等不得，必須以最大的誠意和最積極的行動破解。

在1月2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語重心長地說：“決不能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此次意見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和其他兒童一樣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并明確了各級政府責任和明晰路線圖，就是相關的政策呼應。而在那些規定里，最能在細節處體現政策用意的，就是“不得讓不滿16歲兒童無監護獨居”。

在這方面，父母的監護責任自然首當其沖。不讓兒童脫離監護，原本也是其職責所系。父母出外打拼，說到底是一種家庭建設的努力，終極目的還是為了給孩子們提供一個遮風避雨的“家”。對父母而言，無論如何，別讓孩子這只“風箏”脫離監護的“線”，應是底線原則。要知道，中國每年有近5萬名兒童死于意外傷害，其中大部分是失去監護的留守兒童。

雖說制造留守現象的主因通常就是貧困，而打工脫貧是很多父母不得已的選擇，可對絕大多數父母而言，實現不讓兒童脫離監護，其實也有可供選擇的空間：比如一方留家照料，或是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實在不具備條件的，應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

但光讓家長盡責還不夠，讓兒童不脫離監護，讓留守兒童不再留守，還需要從多方面破解。其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流入地政府要降低進城門檻，盡量削減給農民工子女隨遷設的“梗”。這就需要地方政府放松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近入學所受的戶籍、住房等方面限制，建立以穩定工作和居住地為基本條件的就近入學政策，盡力減少依附于戶籍上的入學、就醫等政策壁壘。

此次意見就明確要求了，農民工流入地政府為農民工家庭在落戶、住房保障、照料、就學等方面提供更多幫扶支持。當然，這只是原則性規定，具體細則還有待城市管理者在周全考量的基礎上盡早出臺，將政策的善意落到實處。特別是某些城市，不能以人口管控為由對孩子“下手”，而要盡力把農民工子女入學壁壘拆除。在這方面，流出地、流入地在教育專項保障資金轉移銜接的通道，顯然也需要盡早打通。

不讓兒童脫離監護，需要監護“確責”：作為父母，要擔起首要責任；而地方政府也該用政策壁壘的消除，用對城鄉分割社會現狀的漸進式改變，去支撐起他們對“進城打工”和“盡監護之責”兩端的平衡。也只有家庭、社會和政府等主體都盡責了，才能讓孩子們都能夠在父母身邊成長，讓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完整的家，讓他們健康成長，也讓國家的未來免受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