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鄉村要追上發達國家，至少還要50到100年。如此嚴峻的現實，以“孔雀女要不要嫁鳳凰男”這樣的議題呈現，證明它已經讓包括城里青年在內的大多數人感到疼痛，確實到了必須痛下決心予以解決的時刻。

春節期間，熱度僅次于春晚的，大約就是那個所謂“上海姑娘逃離江西農村”的話題了。一則本來屬于個人私域的小事，卻因為準確戳中了城鄉差距這個社會痛點，又借助微博、微信的發散傳播，竟瞬間引爆網絡。那幾盆黑乎乎的土菜組成的鄉村家宴，以一種格外具象的方式，把城鄉之間的差距和鴻溝，呈現在公眾面前。而在批評、吐槽，或同情、理解之余，也有更多的人紛紛曬出自己的回鄉經歷，讓這個意外成為公共事件的議題，逐漸變得豐富和厚重起來。

其實，這個話題的引爆或許意外，但對這一議題的關注，卻早已開始預熱。春節之前，一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帖子，就已經在網上熱傳，并引發持續的議論，以往大多以詩意想象勾勒而成的“鄉村圖景”，在一個個具體情境下，顯露出本來的嚴酷本相。

再往前一些，去年春節期間，一篇名為《一位博士生的春節返鄉筆記：看滄海桑田，看人情冷暖》的網帖，就曾被高度關注。而那本兼具文學和學術色彩的《中國在梁莊》，更是早在2010年，就把鄉村現狀這個議題，擺到公眾面前。

那么，鄉村究竟在發生什么？那些可能一輩子都不曾踏足鄉村，卻不斷發帖議論的85后、90后們，究竟在關注著什么？或者，透過電腦和手機屏幕，他們究竟能看到些什么？

對于一個關注新聞的人而言，透過既往媒體的轉述，已經可以勾勒出當下“鄉村圖景”的大致輪廓。比如，隨著青壯年的進城打工，“空心化”成為大多數鄉村最醒目的外在圖景，老人、婦女、兒童組成的殘缺家庭，與同樣殘破的村舍一道，描畫出鄉村的殘缺和破敗。而在這外在的圖景之下，則是傳統鄉村社會結構和倫理秩序的逐漸坍塌。老無所養、少無所教，很容易把人們的不滿乃至憤怒，引向那些遠赴城市尋求出路，卻對上不盡孝道、對下未盡養育之責的青壯年們。但是，這些身兼子女和父母雙重身份的打工者們，又何嘗不是在城鄉之間的奔波和擠壓之中，盡著最大的努力艱難求生？

當然，這個被媒體資訊勾勒出的普遍圖景，一定遮蔽了許多豐富的生活本相和不同地區及個體之間的差異，比如，如果那位上海姑娘去的不是江西而是江浙富裕地區的農村，看到的或許就不是破敗的房舍，而是連片的帶著同樣尖頂的別墅式新居。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30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就是一個逐漸完成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農村勞動人口向城市、向工業部門流動，是一個必然而自發的過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攔。而必須檢討的是，當經濟發展的進程自發地從鄉村汲取著勞動力這個最寶貴的“血液”時，公共政策是否對這個自發進程給予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償？抑或反而以政策這個有形之手，加速、加重了鄉村的“失血”過程？比如，戶籍制度阻礙了進城務工農民的合家遷徙，卻不得不把老人和孩子留在無人照料的鄉村，成為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抑或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鄉村土地的潛在價值無法變現，使得農民無法以土地收益作為第一筆資本，以實現由農民向市民身份的真正轉變，卻不得不在荒蕪的家園與不可企及的城市之間糾結彷徨。

常看到出國歸來的中國游客發出這樣的感慨：看中國的城市，發達程度已經不輸于世界任何一座城市，但中國的鄉村要追上發達國家，至少還要50到100年。如此嚴峻的現實，以“孔雀女要不要嫁鳳凰男”這樣的議題呈現，證明它已經讓包括城里青年在內的大多數人感到疼痛，確實到了必須痛下決心予以解決的時刻。（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