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就曾經做過兩三個廣告。這并不是我引以為傲的經歷，也并不說明我的走紅，只是折射出廣告公司的心態——找了一個歌手、找了一個模特，好像缺點深度，那就再找一個作家吧。因此經常可以看到作家或是文化人士出現在各種古怪的商業場合，牽強地由文學、藝術談到鐘表、酒水。

　　這說明社會重視文化么？不，恰好說明社會是沒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從落滿塵土的抽屜中找出“作家”，把他們擺到架子上，為社會增加一些虛幻的自我滿足，就像企業家辦公室的書架上往往擺著從不曾開封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當作家“裝飾”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個被遺忘的抽屜中。

　　這固然是可笑的，可在客觀上，也讓作家進入了商業社會，有了物質上更為豐富的可能性。

　　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劇當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監獄當中。這些都是創作的絕佳素材。

　　大陸作家的第二個奢侈，就是題材的奢侈。

　　尼采曾說，最適合創作的，是兩個時代交界的裂縫當中。現在，我們正處在這樣的裂縫中：新的技術對抗舊的技術，新的道德對抗舊的道德，新的倫理對抗舊的倫理。

　　一切熟悉的變成陌生，作家如孩子一樣新奇地打量著這個世界。

　　而無數荒謬的事實噴涌而出，就像火山噴發過的地方植物長得格外茂盛。

　　我前兩天看到的新聞，一個21人的犯罪團伙假冒身份，招礦井黑工，然后錘殺工友，騙賠約。這現實的殘酷遠遠超過電影《盲井》所呈現的。

　　而在現實的豐富當中，人的身份也呈現出多樣性。

　　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曾經形容：“一個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權主義者、素食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者、爵士樂迷或倫敦居民，其身份猶如陽光下的三棱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而身份轉換的多樣，在當今中國大陸格外明顯：一個公務員，自己面臨著房子被強拆的現實；一個志得意滿，代表全亞洲，和克林頓交好的著名主持人，改天就被調查。

　　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劇當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監獄當中。這些都是創作的絕佳素材。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有個短篇小說，叫做《砂丘之女》，講的是一個名叫仁木的男人，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瓶中，身邊只有一個女人，瓶口源源不斷落下沙子，他必須不斷鏟走沙子才能讓自己不被活埋。無望當中，他決定開始寫作。

　　相對于西方社會已經相對固定的平靜的生活，中國社會更像這個瓶子——源源不斷的沙子落下，讓人憤懣與絕望中，有更多的創作動力。

　　我曾經看過幾個大陸的創作者試圖改變伍迪·艾倫的劇本，伍迪·艾倫筆下中產階級的憂愁，改編之后，變成了小市民的撒潑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難看。沒有穩固的中產階級，雖然生活在城市，人際關系和倫理還是農村式的，該怎么去書寫？

　　按照上面的說法，中國作家享受創作條件和題材的無比豐富，按理應該是創作的井噴，可為什么現實并不如此呢？下面我想談談我理解的大陸作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