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寫作的咖啡廳常年聚集著互聯網創業人士，當他們談論人的時候，他們亦是談論著一堆數據：人視線停留的秒數、好奇維持的時間、新鮮感保鮮的市場等等。從前社交網絡是重新定義人與人的關系，如今是重新定義人本身。

　　或許，寫作，是僅存的無法通過“大數據”分析獲得捷徑的體驗。很簡單，因為作者無法預見到他的讀者。

　　當作者坐下來，面對著一個厚厚的攤開的空白記事本，自然而然地被本能驅動開始書寫，你無法預測到你的讀者是誰，是大學教授，是家庭婦女，還是小城青年。正如艾米麗·迪金森說自己的詩“是我寫給世界的信，這世界從不曾回信給我”。

　　寫作因此也是一種落后的手工藝。在這種環境當中，作家享受怎樣的特權又經歷如何的失落？我的演講題目是《大陸作家的奢侈與困境》，而我談的，其實是我自己在寫作上經歷的幸運和困惑。

　　我曾經和一個法國作家聊天，我說到現在在中國純文學寫作的矛盾——另外從事一份賴以為生的工作，來獲得經濟保障，這樣壓縮寫作時間，卻確保了寫作的相對獨立；如果專職寫作，確實獲得了大量自由，可是為了生存，寫作就不得不考慮市場。

　　她笑笑，說：“Welcome to the club。”——我以為別具中國特色的困難，其實在西方世界的寫作中早就持續了多年。

　　當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覺得對于藝術家來說，貧窮是種美德。我崇拜的作家全是貧窮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愛倫坡等等。我聽說誰是暢銷作家，就像聽說誰嫖娼被抓，或是被禿頭富翁包養的女大學生一樣——是一件非常恥辱的事情。

　　金錢是生活之需，可也是必需之惡。

　　后來我看到卡夫卡的一篇短篇小說，很著名，叫做《饑餓的藝術家》，講到一個藝術家在籠子中表演饑餓，起初他大受歡迎，后來被遺忘，無人喝彩，最后，人們在茅草堆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他。

　　這是再現實不過的寓言，貧窮與道德上備受尊重并不直接掛鉤，它有時僅僅意味著貧窮本身。

　　這說明社會重視文化么？不，恰好說明社會是沒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從落滿塵土的抽屜中找出“作家”，把他們擺到架子上，為社會增加一些虛幻的自我滿足，就像企業家辦公室的書架上往往擺著從不曾開封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當作家“裝飾”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個被遺忘的抽屜中。

　　大陸作家的第一點奢侈，就是在創作條件上的奢侈。第一、是因為讀者市場大，純文學固然是小眾之小眾，孤獨之孤獨，可人群中同樣渺小的比例，放在香港臺灣也許是兩千人，在大陸就是兩萬人、甚至三四萬人，在這一點上，大陸作家是幸運的。

　　第二、是創作類型的多樣。在大陸，各種行業的劃分還不夠細化和專業，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作家都有被邀請從事和單純文學無關的工作——策劃電視劇、寫個話劇劇本、編個電影，等等。

　　現在，我懷疑唯一大量閱讀小說的人，除了出版社編輯，就是各類影視公司的策劃，但凡情節性強一點的小說就被買走影視改編版權，竟意外地顯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熱鬧來。

　　第三，是社會對于“文化”的推崇。文化打了引號，是因為那并不是真的文化，而是社會想象當中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