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仄炯

在明代畫史上，有四位畫家并列為“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他們四人都生活在蘇州，蘇州古稱吳，故又稱“吳門四家”。其中年歲最大的是沈周，他是文徵明和唐寅的老師，也是吳門畫派的引路人。唐寅年少便才情橫溢，可惜造化弄人，坎坷的遭遇讓他50多歲就離開人世。仇英出身漆匠，因畫藝超群得到前輩文徵明和唐寅的賞識，后歸為四家之列。明中期隨著沈周過世，文徵明的聲譽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后輩、弟子及從游者眾多，其藝術趣味和成就不僅代表了吳門畫派的特色，也代表了江南文人畫的新風尚，他也成為了明代文人繪畫高峰最有力的推動者，并主吳中風雅數百年。

文徵明是官宦世家出身，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和所有飽讀詩書的文人一樣，仕途是他家族和個人的唯一理想。但事與愿違，十試不第之后無奈回到家鄉蘇州，開始了以翰墨自娛的藝術生活。文徵明的繪畫成就中以山水畫最為突出，其精致、文雅的筆調和濃濃的江南趣味為文人山水畫開創了時代的新境。

江南山水的“幸福感”

文徵明在山水畫上流露的繪畫趣味，讓人聯想起歐洲印象派、點彩派、納比派幾位畫家的風景畫

文人山水畫自北宋初始，在米芾大力推崇一片江南與平淡天真的審美趣味后，江南山水畫打開了五代以來荊浩、李成、范寬筆下北方山水一統天下的局面而被更多的畫家所關注。元代特殊的政治氛圍，讓大多精英文士在江南從事藝術活動。如錢選、趙孟頫以及元四家等，他們均以江南風景入畫，由景生情，由情映景，情與景的雙重疊加，讓江南的山水畫超越了地域風貌的單一再現，而融性情、品格、修養等人文色彩于一體。賞《浮玉山居圖》《水村圖》《富春山居圖》《漁莊秋霽圖》等，無一不是作者生命狀態與江南景致的合二為一。由此，江南山水畫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藝術符號并傳承下來。

明代肇始延續元代失意文人的山水畫因不能彰顯新朝氣象而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近于南宋院體的宮廷繪畫樣式的興起，又因宮廷繪畫的服務性功能，以及難見趙宋時精致的文化教養，至嘉靖之后，宮廷繪畫與出現的浙派畫風，就其總體風格都傾向粗放狂肆以至均日益式微。于是由沈周、文徵明接續的元代文人繪畫傳統得以復興，并將其轉換為吳門的江南趣味漸漸在畫壇展露出光彩，直至成為了江南山水畫的主流。

文徵明的山水畫何以吸引人呢？它與元代文人的江南山水有何不同之處呢？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幅文徵明設色山水《江南春詞意圖卷》，此圖近景坡岸上畫有長松，翠柳等高樹吐露出春日新芽，中景一片平湖，遠處淺坡樓閣，江南濃濃的春意在精致雅正的筆墨中悠悠地生發出來。畫卷中還有不少雅士的活動：騎馬游春、過橋會友、亭中觀景以及游湖泛舟。文徵明筆下的江南沒有元代畫家的蕭瑟與冷逸——那是元代文人不得已的隱遁之境，畫中雖也有人物活動，但隱藏較深也難見“愉悅”之情。從圖中題款得知，此圖作于嘉靖庚寅7月，即1530年，時年60歲的文徵明距辭官歸故里已有四年，也許他已把為官待詔的不悅漸漸抹去，因此從畫面上看，流露出的不是元代文人山水中冷逸、幽懷的江湖之志，如云林的逸氣或是王蒙的糾結，而是一種愜意的、靜美而溫情的“幸福感”。這種感知源自文徵明自由、積極的身心重設，也得益于城市山林生活的小資情調，這種情調也逐漸成為吳門山水畫的主旋律，因此備受士族文人的追捧。

文徵明的這種繪畫趣味讓我聯想起歐洲19世紀前后印象派、點彩派、納比派的幾位畫家，比如莫奈、修拉和博納爾，他們不少風景畫與文徵明的山水都有著一種溫暖的——都市“幸福感”。他們的畫法雖有不同，可畫中微妙的細節，縝密而豐富的筆觸，安靜中富有變化的色點，以及愉悅的情緒，都十分迎合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東西的文化不同，但對“幸福感”的生命體驗也許是相同的。

自京歸來后的文徵明似乎時有創作此類情調的山水畫。題為《江南春圖》的立軸是他77歲時的精品，與前文提及的那張相比，畫面仍是不由自主的純粹，保持著始終如一的精美與雅正的氣質。我猜想是否文徵明希望以繪畫中“幸福感”去平衡與撫慰曾經讓他“滿頭塵土說功名”的那份創傷，抑或是已真正地釋懷了。

游記畫中的小青綠

文徵明的小青綠設色，將江南山水的真實與文人筆墨的裝飾巧妙地融合一體

在文徵明的江南山水畫中，除了趣味風調的文雅，其新題材的攝入也頗有特色——這就是山水畫中雅集主題的表現。雅集題材的山水畫自古有之，如李公麟的《山莊圖》、趙佶的《文會圖》、馬遠的《西園雅集圖》等等。

文徵明雅集作品多偏重于同好知己的私人游記。著名的《惠山茶會圖》即是一例，2013年我曾在蘇州博物館舉辦的“衡山仰止——文徵明特展”中欣賞過此畫。據卷中蔡羽跋文可知，此畫記述了正德13年清明節那天，文徵明與好友蔡羽、王寵、王守、湯子朋等七人聚于無錫惠山二泉亭下，以“煮茶法”品天下第二泉——惠山泉。這是一次同好品茗唱和的江南雅集。作者以紀實的筆調留下了生活中的美好場景，文徵明筆下的雅集不是豪門貴族的社交沙龍。從文獻中可以得知此次活動的7人中有5人皆為秀才，且都是考場不如意者，相仿的人生境遇和志趣，讓他們匯聚在一起，這張小小的游記畫卷不僅有自然與人文之雅趣，更充溢著濃濃的知己情誼。

在繪畫技法上——小青綠設色是此卷的亮點，也是明以后江南文人山水畫技法的新風尚。所謂小青綠對應的是華麗而響亮的大青綠設色，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石青與石綠用得厚重飽滿，好比交響樂中宏大敘事的主旋律，而小青綠則是樂章中抒情的散板。文徵明的小青綠設色是在水墨淺絳的基調上，將易薄不易厚的石色積加在畫稿上，這樣既保留了筆墨靈動痕跡，也具有青綠明麗的特色，其關鍵是呈現雅致的視覺效果，即不張揚、文靜、含蓄的美感。這樣將江南山水的真實與文人筆墨的裝飾巧妙地融合一體，再次體現了江南低調奢華的文化趣味。

文徵明畫技與趣味，一方面得自前輩沈周并上溯元四家，更是傾心于趙孟頫，子昂的“古意”是文徵明藝術基調。《惠山茶會圖》中的經營位置、筆墨設色，雖取材實景，但處處可見“貴有古意”的追求。似乎有趙氏《幼與丘壑圖》或《鵲華秋色圖》的遺韻。另一方面文徵明得家族收藏的熏陶，對古代書畫鑒賞頗具修養。他曾在畫跋中自言：“余有生嗜古人書畫，嘗忘寢食，每聞一名繪，即不遠幾百里扁舟造之，得一展閱為幸”。文氏財力有限但也有自己的收藏，據載，其中不乏趙孟頫的作品。

對于經典古意的師心會意、心摹手追，讓文徵明的繪畫遙接了元代江南文人畫雅正的一脈，加之勤勉的“窮微造妙”以至“不減古人”，成為了江南文人山水畫的集大成者。

雅債與雅言

文徵明的仁心引得市面上贗品多于真跡，讓藝術史增添了一些生動的表情

藝術得以廣泛傳播除藝術家的作品質量，也與外在的條件，如時代機遇、傳播方式與途徑都有著密切關聯。南宋以來，長江下游的經濟文化發展漸漸出現了全國領先的態勢，尤其是位于長三角太湖流域一帶的蘇州，其農業、手工業的發達，便利的交通，使其經濟日益活躍，大量的商人有了財富的積累，于是藝術品生產、交易、收藏活躍起來。藝術品作為禮物或商品的形式出現了廣泛流通，事實上為藝術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文徵明回鄉后，作為在野的文人，其書畫成為生活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隨著名聲日益擴大，求畫之人應接不暇。書畫的雅債時有勞心勞力之累，加之他的清正，于是立下售畫規矩：“生平三不肯應，宗幡、中貴、外國也”。此外，他又有寬仁之心，凡藏家以書畫求先生鑒定，雖為贗物，先生必以真跡告之。人問其故，曰：“凡買書畫者，必有余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他的仁心引得市面上贗品多于真跡。

又有一軼事：朱朗為文徵明弟子，常為文氏代繪應酬之作，一位富人想請朱朗繪文畫的贗品，于是遣家中童子送禮至府上，誰知家童誤送至文府，文徵明笑而言道：“我用真文徵明充假朱子朗，行嗎？”于是大師的名聲傳播得更快、更遠了。

也許今日的藏家還要感謝這些仍存世的贗品——它們既提供了甄別真偽的素材，也提高了品鑒雅俗的能力。文徵明的雅債與雅言讓藝術史增添了一些生動的表情。

江南地區的文化偶像

文徵明以一種平靜而積極的態度體驗著藝術與生活，對于后世頗具感召力

古代的藝術教育不同于如今學院的體制，主要以課徒師承為主。文徵明的藝術伴隨著他的高壽在吳中影響深遠，其間子嗣與眾弟子對文氏衣缽的傳承有推波助瀾之功，而他們各自的成就也成為文氏藝術代繼傳承的重要成果。

上海博物館藏近日正展出的一件“過云樓”捐獻的藏品《草藥山房圖》，我曾在學生時代臨習過，臨本至今掛在二敏堂。此圖為文嘉、錢谷、朱朗合作。畫中景物從筆法、構圖到趣味均與文師極為相似。故畫面中幾乎難以分辨各自的筆跡——三人合制如同一筆，頗有玩味。此畫可算是文氏藝術教育成果的見證之一。

文徵明的長子文彭“少承家學，尤工古隸”，在畫上少見佳績，卻于制印上開文人篆刻流派之先河。次子文嘉“其書不能如兄，而畫得待詔一體”。文嘉鑒古臨古之功承續家風，聞名遠近。侄子文伯仁，細筆山水亦受叔父影響，并向更為繁復精密方向發展。文家后輩之中，曾孫文震亨所著《長物志》將造園、花木、書畫、器物等文人雅好的生活方式記錄整理下來，亦是弘揚了祖輩的審美積淀，至今成為了古代江南“雅生活”的標桿。

文氏門下的弟子據記載近50人，得文氏畫脈者：如朱朗、錢榖、彭年、陸師道等，另受其教誨又自有成就者：如陳淳、陸治，他倆的山水、花卉自有風貌。仇英的藝途也得自文師提攜，其精工的畫藝也無不讓后人嘆服。

文徵明的子嗣與弟子們的成就是文氏的家訓家風及家族藝術修養的重要傳承。他的藝術思想和實踐通過眾弟子的再次傳播，得以延續吳中百年之久。也許物極必反，后代缺乏真情實感的累累因襲，和不斷重復的精致化制作，而漸漸偏離了雅正的趣味流入靡弱的世俗，這讓另一位大師董其昌已對此心生不滿而希冀以他的繪畫變革來重塑江南文人畫的新趣味。

文徵明的藝術成就與他人生的際遇密切關聯。他生于官宦之家，19歲入縣學為秀才，后十次鄉試都失敗，直到54歲時經推薦任翰林待詔，文徵明雖列于朝堂，但這小小的官級實與他江南文壇藝林的聲譽不成正比。三年后，他放下濟世為民之志，辭官回到故里過起“田園歲晚菊松存”的生活，也成就他的藝術人生。

明代中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商品經濟隨之逐漸繁榮。在社會階層中以仕途官級高低作為衡量個人價值唯一標準已經開始出現了動搖，多元價值參照已初顯端倪。于是崇高的德性、出眾的才藝與文化的教養同樣可以贏得社會的聲譽和財富。文徵明雖時有“滿頭塵土說功名”的辛酸回憶，但他仍以勤勉、持重、低調的天性，使其藝術充溢著恬淡、雅正的風度。與明四家中其他三位相比，文徵明傳承了沈周的德性與風范，不茍同于天賦才情的唐寅那放浪形骸的為人處世，也免于因受人所制而陷于勞役之苦的仇英，文徵明以一種平靜而積極的態度體驗著藝術與生活。他享年九十擱筆無疾而逝，成為了文人繪畫煙云供養之絕妙注腳。

16世紀初文徵明人格魅力與藝術理想的顯現，讓他成為了江南地區文化的偶像。文徵明在世的年代正是歐洲文藝復興之時，作為文藝復興三杰之一的米開朗基羅，其生卒年份與文氏極為接近。這兩位東西方藝術大師以同樣的高壽及對藝術的執著創造了各自的文明，他們交相輝映照耀著世界。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