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金晶

城市史研究，是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史學研究的重要新興領域。僅以關于中國的城市史研究而言，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武漢等在內的中國主要城市，海外都有重要的研究作品問世。羅威廉的漢口研究、王笛的成都研究、韓書瑞的北京研究，裴宜理、盧漢超、李歐梵等學者的上海研究，其相關作品都已經引入中國出版，并且取得了不錯的反響。這些中國城市史研究作品，區別于中國傳統的地方志，大多廣泛采用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在內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在兼具理論深度與可讀性的狀況下，從容展開對于中國城市發展變遷史的研究。這樣一大批代表西方史學最新研究潮流與趨勢的城市史研究作品的引入，自然而然也會潛移默化地對中國傳統的地方志編纂產生重要影響。2019年下半年以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兩卷本《北京城市影像志》、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上海1949》和《1949·影像上海》，正是在這一影響之下產生的重要作品。盡管這些作品都是作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獻禮讀物面世，但其全新的體例與編纂方式，必將會對日后中國城市史和地方志的寫作產生示范效應。

“圖像證史”時代里的史料范疇

跟上述城市史研究作品不同，《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的內容，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主體呈現內容是一張張珍貴的歷史照片，這跟傳統地方志內容大多以文字為主產生了重要區分。不能不說，將圖像作為重要一手史料，應該是受到彼得·伯克等西方學者“圖像證史”觀念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在網絡化、電子化技術已經幾乎深入世界每一個角落的當下，不只圖像可以作為史料，視頻影像資料、聊天記錄、個人自媒體平臺記錄等，都可以作為史料的一部分。在這兩本書問世之前，央視科教頻道早就啟動和播出了以紀錄片形式展現中國2000多個縣的歷史的《中國影像方志》節目。無論是《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里的“以圖證史”，還是《中國影像方志》節目的“以視頻影像證史”，都是對于傳統方志寫作方式的重大突破，也標志著當下史學對于史料界定的最新理解，值得關注。

在編排體系上，《1949·影像上海》近乎一本純粹的歷史照片集，其中每張歷史照片所配的文字說明，更多只是簡單說明照片的內容，因而本書在形式上更接近于以圖像為形式的一手史料。當然，仔細玩味這些歷史照片透露出來的信息，能夠對于當時的社會政治氛圍有直接而形象的感悟。比如本書中，集體合影的照片占據了相當多的比例。無論是這些照片本身主題的集體性，還是編撰者集中選擇這些集體照片的傾向性用意，都可以看出以1949年為節點的上海城市的主流文化。

與《1949·影像上海》相比，《北京城市影像志》在編排體系上則介于一手史料與二手研究闡釋之間，因而就有了超出單純的“圖像證史”的更豐富考量。全書由“北京映像”“北京故事”“北京紀事”這樣三個有機關聯的部分組成。其中“北京映像”部分正是以上述珍貴的歷史照片為主體，每張照片僅僅配上簡單的說明文字，以時間為序排列；而“北京故事”部分則相當于一個個重點的專題，聚焦于北京社會生活當中的一些重要歷史瞬間，采取歷史照片與詳細敘述和解讀文字相結合的方式，展現這些歷史瞬間的豐富面向；而最后一部分“北京紀事”，則是同樣以時間為序的北京社會生活大事記。這樣點面結合、各有側重的三部分編排體系，無疑也是本書對于城市史和地方志寫作的又一創新。其中，第二部分“北京故事”中的文字，是由照片拍攝者撰寫的關于照片拍攝過程的回憶性記錄，以及他們對于北京社會生活變遷的真切感悟。而圍繞這些富于史料性的照片和回憶文字，相關史學研究者完全可以進行更加豐富多元的解讀、研究和闡發。由此，本書從“圖像證史”到“圖文互見證史”再到最后的“精要文字證史”，如此的有機組合，讓這樣一部磚頭一般的皇皇作品，具有沉甸甸的史料價值和珍藏價值。無論是對北京和新中國社會文化生活變遷感興趣的研究者和愛好者，還是生活在北京這座城市里的普通市民，相信都能從這本書里找到各自相應的收獲、感動與樂趣。

城市史與社會史具有天然關聯

就城市史研究而言，以王笛的《茶館》、羅威廉的《漢口》、盧漢超的《霓虹燈下》、裴宜理的《上海罷工》等經典研究作品為例，他們或討論“茶館”這樣的城市公共空間里市民生活的狀態，或討論城市中下層平民的工作生活狀況，或聚焦于工人這樣特定的城市群體，展現他們的奮起抗爭——也就是說，城市史研究幾乎天然地具有社會史的研究傾向，跟傳統政治史研究產生區分和對立。

盡管《北京城市影像志》和《1949·影像上海》更接近于一手史料，但在展現視角與路數上，同樣體現出社會史的傾向，這從《北京城市影像志》一書的副標題“新中國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變遷史”就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70年”固然是一個宏大的時代政治背景，但本書的最終落腳點，卻是北京百姓生活的變遷史。本書收入的歷史照片，不乏劉香成等世界知名攝影師的作品。這些照片如果出現在攝影師各自的作品集當中，或許更多體現的是其美學效應；而當它們以時間為序，在百姓生活變遷的統一視角下，被編排在這本書當中時，這些照片組合而成的北京社會生活和社會文化變遷脈絡，就變得清晰可見。更為重要的是，這70年里北京一直是新中國的首都，那么本書通過歷史照片記錄的北京社會生活與社會文化變遷，很大程度上也通過首都的輻射效應，成為新中國70年間社會文化生活變遷的一個重要窗口和縮影，其價值不言而喻。

相比而言，《1949·影像上海》雖然聚焦于上海解放這一年的時間節點，但其呈現主體，同樣是軍人、教師、學生、藝術家、工商階層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普通人。在書中，編者更是將這種社會史傾向的編撰意圖和盤托出：“這本畫冊，選擇民間的史料，嘗試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呈現1949年上海這座城市的不同狀態。”而《上海1949》盡管是一本以日記這樣的文字史料為主體的書籍，但這些日記的作者大多并非知名人士，而同樣是以上海各行各業的普通人為主，“既有當年隨軍南下接管上海者的回憶，也有地下黨在上海迎接解放的回憶，還有普通百姓的回憶以及1949年離開上海者的回憶”（引自本書“編者的話”）。編者選擇樣本時的多樣性和普通人屬性，使得本書能夠在最大的程度上，呈現1949年上海解放這一巨變對這座城市社會文化生活帶來的影響。

《北京城市影像志》這本書涵蓋的是新中國70年的長時段歷程，因而在編排體系上不同于《1949·影像上海》和《上海1949》這兩本書的簡單線性呈現方式。本書分為上下兩卷，其時間劃分正是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界，將新中國的70年分為前30年和后40年這樣兩個明顯不同、但又有著彼此順承關系的兩個階段。翻看書中收錄的歷史照片，也能夠明顯感受到這兩個階段北京社會生活的不同面貌。一個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在前30年里，北京社會生活的政治化色彩是比較濃厚的，而到了后40年，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政治的影響日益減少，商業、文化等要素開始逐漸對北京的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蘋果專賣店里的洶涌人群、時裝表演中的火爆與熱鬧、頤和園里各得其樂的中外游客，都是這種社會生活變遷的直觀體現。當然，政治對于北京社會生活的影響，只是減弱，并沒有消失。新中國成立60周年閱兵儀式上的歡笑人群、天安門廣場上瘋狂慶祝中國國家足球隊闖進世界杯的市民，以及北京奧運會給每一位北京市民帶來的自豪與激越，都充分體現了愛國主義等主流政治話語在北京社會生活當中具有的顯著影響力。這種社會生活從全面政治化到多元化面向的變遷，正是北京乃至中國日益發展和開放的重要體現。

關注視角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在過往的城市史研究論著當中，李歐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書，具有范式層面的開創性意義。首先，它將關注視角放在知識人和中等以上階層，并認為由這一群體構建而成的摩登、現代、華麗的都市文化，是民國時期上海文化的核心要義；其次，正是由于李歐梵強調上海之于中國現代性的特殊地位與重要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認了上海相對于當時廣闊層面上的鄉土中國的特殊性與相對割裂。而在《上海摩登》之后問世的相關城市史研究論著，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這兩方面觀點的影響。

而旅美華人學者盧漢超的《霓虹燈外》一書，在以上兩個層面都體現出與《上海摩登》范式迥異的視角與面向。就第一個層面而言，盧漢超放棄了眾多城市史研究論著關注的中上階層視角，而將研究對象聚焦于上海的中下層平民。從人口比例上來說，后者其實才是上海居民的主體。這樣的關注對象選擇，賦予了本書更強的社會性與大眾性。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不同于過往上海研究論著大多強調上海的特殊性，以及與鄉土中國割裂的觀點，《霓虹燈外》著重展現了上海平民階層與廣大鄉村的緊密聯系，以及在城市化、西化和現代化的三重主題下，對中國傳統的堅守與順承。

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影像志》《1949·影 像 上 海》《上海1949》這三本新近出版的書籍，更多遵循的都是《霓虹燈外》一書的范式，即關注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以展現普通人生活方式的變遷，來映照北京、上海這樣的中國代表性城市的變遷，進而從一個側面展現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演化變遷。而放在一個更大的范疇來看，近年來國內涌現出一批記錄工人群體歷史和當今生活狀態的作品，諸如上海作家管新生回憶自己在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里的生活的非虛構作品《工人新村》（中國工人出版社）、同濟大學學者楊辰研究上海工人新村變遷史的學術著作《從模范社區到紀念地》（同濟大學出版社），甚至也包括呂途近年來推出的“中國新工人”三部曲（三聯書店、法律出版社）。這些作品組合在一起，標志著以關注工人、農民、普通市民為特點的《霓虹燈外》范式聲音的逐步壯大與擴散，對于我們國家的城市史研究來說，這是一種可喜且可敬的變化。（許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