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民營經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成長起來的，那么，法治的這塊石頭，就是民營經濟行穩致遠的基石。不論民企闖蕩的是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唯有法治，才是民營經濟最可靠的依仗力量。

在柬埔寨，一塊大約相當于3.5個中國海南島大小的土地，是由中國的民營企業紅豆集團在經營。這就是“一帶一路”上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來自中國、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的161家企業構成了那里的經濟生態。5月17日，在全國工商聯主辦的首屆“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峰會”上，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紅豆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坦言，依法治理、合法合規經營，是這個特區成為柬埔寨營商環境最好特區的關鍵基石。

依法治企，這是紅豆集團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的成功經驗。事實上，這也是中國民企在40多年成長歷程中不斷總結出來的經驗。

改革不停步

法治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改革不停步，法治一直在路上。民營經濟與改革開放共同成長，法治的陽光不會遺漏民營經濟的任何一個角落。

再過一周，5月31日，對于物美科技集團創始人張文中而言，又是一個悲欣交集的日子。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再審張文中案，改判張文中無罪，原判已執行的罰金及追繳的財產，依法予以返還。

再審張文中案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糾正涉產權和企業家冤錯案的第一案。雖然時間跨度10年，但遲來的公平正義并沒有湮沒在時間的長廊里。

至今，“5·31”宣判照片被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個人是渺小的滄海一粟，而這一瞬間因歷史而永恒。它承前啟后，它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的堅定決心，充分體現了國家依法平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精神。

中國的改革開放，前無古人，中國民營經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辟出來的新路。拓路難，多少英雄競折腰。

對于民營經濟領域，張文中再審案，是非公有制經濟產權保護遭受的冤屈得到伸張糾正；而我們也看到這樣的怪現象：有的民營企業不找市場找市長，不找法律找潛規則。正如多年與民企打交道的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李大進所言，他們一時得到了快錢和短期利益，但卻喪失了用法治和規則營造大環境的保障和努力，造成了民營企業家群體經營生存安全感的集體缺乏。

所有的這些，是為制度、規則的建立而付出的血淚教訓和代價。

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破天荒地將“全面依法治國”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吹響了法治中國的集結號。這背后的深意是，在經歷了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長時間探索之后，國家決心要通過走法治化的道路，要考慮避免改革的不當成本和不必要代價的支出，要修正認知與糾偏。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顧雛軍案改判，改判顧雛軍有期徒刑5年，姜寶軍、劉義忠等6人無罪。案件的再審，準確把握國家政策的發展變化，對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規范行為能夠實事求是地予以看待和妥善處理，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界限。“部分錯部分糾、全部錯全部糾、沒有錯誤的予以維持”，彰顯的是實事求是的法治精神，這一案例又成為了落實企業家合法權益保護政策的“標桿”案件。

改革不停步，法治一直在路上。民營經濟與改革開放共同成長，法治的陽光不會遺漏民營經濟的任何一個角落。

補短板

民企要培養高“法商”

如果企業家不學法、不尊法、不守法，最終將會害人害己。牢固樹立法治化的思維，才能實現共建共贏。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主任張遠煌教授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企業主要負責人占涉案高管的比例高達79.6%；發生于內部的職務侵占、挪用資金、單位行賄等三項罪名占到民營企業家全部犯罪的21.6%；腐敗犯罪占到民營企業家犯罪總數的31%。張遠煌說：“這反映出企業內部管理混亂、依法合規經營的能力普遍不足。”我們不用掩飾，這是民企群體普遍存在的“成長的煩惱”，是他們的短板。

2018年，全國登記的個體工商戶達到7237萬戶、民營企業超過3100萬家。在首屆民營經濟法治峰會上，司法部發布的2018民營企業“法治體檢”報告披露了一個值得重視的事實，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尚未配備法律顧問，不愿請、不會請、請不起律師的問題還比較普遍。

建立法治，既需要從外部為民營企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需要企業自身苦練內功。

“有的企業家以為攀附官員，就能給企業豎起‘保護傘’，自己就能高枕無憂。我們后來看到一些民企與‘保護傘’一起倒了、垮了，這是企業不走正道的最終結局。”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北京葉氏企業集團董事長葉青說，依法治企才是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永遠的避風港。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榮民控股集團董事長史貴祿說，如果企業家不學法、不尊法、不守法，最終將會害人害己。周海江表示，牢固樹立法治化的思維，才能實現共建共贏。

史貴祿、葉青、周海江，他們是跟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一路走來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他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感悟：謀發展，必須有法治思維；建諍言，必須有法理思考；搞經營，必須有守法意識；談訴求，必須有用法能力。

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的話來說，“法商”思維的匱乏是民營企業法律風險頻現的根源。而葉青、周海江等悟到，一個成熟的企業家不僅要具備高情商，還需具備高“法商”。

高“法商”，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家精神必備的關鍵構件之一。許多民營企業家表示，法治精神是民營企業家必須珍視和弘揚的寶貴精神財富。

就在首屆民營經濟法治峰會上，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代表15位知名民營企業家，鄭重發出“法治民企”倡議。應該說，在民營企業近年來發起的眾多倡議中，“法治民企”的倡議是最有意義的倡議，沒有之一。

這15位民營企業家，絕大部分是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他們中的14位或是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或是位列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推薦宣傳的“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名單。

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高云龍高度評價了老一代民營企業家對民營經濟“56789”的功不可沒，同時，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非公有制經濟“年輕一代”已經成長起來，長江后浪推前浪，應當更加重視培養高“法商”的“年輕一代”。因為，“他們代表著中國民營經濟法治化發展、建設新時代法治民企的未來和希望。”高云龍說。

發揮工商聯獨特優勢

厚培法治經濟土壤

作為“橋梁紐帶”和“助手”，工商聯在法治經濟建設中承擔著獨特的使命。

建設法治民企，要靠良法善治，要靠企業的守法自律，要靠方方面面齊心協力，方能使法律的力量彰顯、法治暢行。

作為“橋梁紐帶”和“助手”，工商聯在法治經濟建設中承擔著獨特的使命。

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葉靜漪告訴記者，立法是一個民主過程，需要集思廣益，考慮方方面面的需求和想法，把錯綜復雜的利益訴求整合起來。民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獨立主體，有其自身的利益，理應獲得表達和接納的空間。

工商聯提供了這一渠道。一直以來，工商聯積極參與立法協商，在國家和地方制定修訂涉及民營企業權益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時積極建言，在涉及民營經濟重要立法事項和公共政策制定時及時建議。

據全國工商聯法律部統計，近幾年來，全國工商聯先后對70余部有關法律法規草案或修訂案提出意見建議，不少意見建議都得到了采納。同時，全國工商聯還深度參與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小企業促進法、科技進步法等法律法規落實情況的執法檢查。

2019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在制定行政法規規章行政規范性文件過程中充分聽取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意見的《通知》進一步明確，在制定有關行政法規、規章、行政規范性文件過程中，對企業切身利益或者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的，要充分聽取有代表性的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以及律師協會的意見，對未按規定聽取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意見的嚴格責任追究。工商聯及所屬商會參與立法協商、參與法律法規起草論證之路將越拓越寬。

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機關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政府部門與全國工商聯建立了常態溝通協商機制，進一步完善了司法過程中工商聯參與涉及民營企業案件的陪審調解和參與民主監督的機制，健全了工商聯維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意見建議反饋渠道和協調溝通機制。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工商聯聯合發布《關于發揮商會調解優勢推進民營經濟領域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今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全國工商聯聯合下發《關于建立健全檢察機關與工商聯溝通聯系機制的意見》。近期，全國工商聯聯合司法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還將就有關機制建設、專項工作落實意見措施。

面對基數龐大的中小微企業，商會調解成為工商聯及所屬商會探索完善多元化解機制的重要舉措。目前，在各級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部門大力支持下，工商聯系統成立各類調解組織1520個，自2016年以來成功調解糾紛32000余件。

2018年10月，全國工商聯法律維權服務中心掛牌成立，各級工商聯同步加強了相關工作。

全國工商聯法律維權服務中心成立半年來就受理了70多件。服務中心有關負責人接受采訪，道出了各級工商聯服務中心的宗旨：“我們就是要光明正大維護權益，理直氣壯反映問題，通過一個個案例，讓民營企業充分感受到黨的關懷和溫暖、感受到法治的公正和正義。”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徐樂江表示，將進一步增強參與立法協商的深度，加大維護合法權益的力度，啟動“法治民企”工程，與各界一道為民營經濟“內強素質、外優環境”作出更大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跨入新時代，民營企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實現行穩致遠，法治是最好的保護傘，法律是永遠不會過期的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