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前，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從小學到現在，誰從來沒有抄過別人的作業？請舉手。同學們面面相覷，居然沒有一個人舉手。我笑了笑說，謝謝大家的坦誠，我也抄過。

第二個問題，從小到大，誰從來沒有偷過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大家互相看看，有五六個同學慢慢地把手舉了起來。我問一個沒有舉手的男同學，你偷過什么？他回答：小時候有一次在外面玩得口渴了，偷了別人地里種的兩個西紅柿。我說我也偷過西紅柿，還鉆過瓜田。

偷竊就是把不屬于自己的東西悄悄據為己有，從這個角度來看，抄襲當然也屬偷竊之列。人人都抄襲的“基因”，因為人人都有“自私的基因”，但自私在這里不具備道德上的貶義，正如英國演化理論學者理查德·道金斯膾炙人口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因此，今天我們回頭看看小時候抄作業偷西紅柿或者西瓜的自己時大都莞爾一笑。教育和閱歷讓我們逐漸有了規則意識和廉恥心，特別是成人之后，抄襲、剽竊和偷盜便開始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多數人所排斥，并視情節輕重納入到法律的考量范疇。

曾經有一句頗為流行的網絡語：無所謂忠誠，只是因為背叛的籌碼太低。由于自私的天性，抄襲和偷盜的基因或許會不同程度地伴隨我們一生，在某些特殊條件的刺激或誘導下可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顯現出來，它是文明社會之中個體的人自我約束和外在制約失效的結果。我們會寬容地看待一個孩子的抄襲和偷盜行為，是因為它更多地是源自本能，是人類成長中的必然階段，此時需要的是及時糾正和教育。而如果這種行為被放任——不論是自我放任還是環境縱容，那就是對他者利益和社會秩序的惡意侵犯，是任何一個文明有序的社會都不能坐視的。

那么，抄襲需要道歉嗎？不一定。

一個孩子的抄襲行為，其實是一個學習適應社會規則和不斷試探社會容忍底線的過程，主觀上有故意，但未必有多少惡意，所以為了培養其規則意識和契約精神，要讓他學會道歉。道歉的意義與其說是懲戒和警示，不如說是教育和引導。但對于一個已經深諳社會秩序和利益關系的成年人來說，不需要道歉，因為這種對他者利益和社會秩序的惡意侵犯用道歉來彌補顯得極其虛偽。他預知了抄襲的厲害關系，道歉的代價與其主觀上惡意和厲害預判相比微不足道。特別是對那些抄襲成癮（比如長達30年）的人來說，無論看上去聽上去多么真誠的道歉，其實都是對大眾智商及善意赤裸裸的嘲弄。對一位用抄襲行為幾乎伴隨了其藝術成長的藝術家來說，已然成為寄生蟲般的存在，怎么可能僅僅出于對道德和秩序的敬畏而真正放棄賴以生存的宿主，當然也就不可能真誠地向宿主或第三方道歉。

至于某些試圖玩弄抄襲、借鑒、挪用和模仿幾個概念的語言游戲來含混其詞，試圖為抄襲者開脫的人來說，不論是真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還是別有用心，其實都把問題復雜化了。它們之間的區別遠不如聽上去那么令人困惑。我向同學們展示了幾張圖片來簡要說明。

首先是杜尚的《帶胡須的蒙娜麗莎》。杜尚在達·芬奇的這件巨制的復制品上調皮地畫上了兩撇小胡子，兩者圖式高度相似卻沒有指責杜尚抄襲了達芬奇。杜尚“挪用”了蒙娜麗莎這個經典符號，為其注入了新的藝術觀念，其主旨早已不是原作本身對于那個端莊而神秘的女子的再現。類似的還有德國新表現主義大師里希特和日本當代藝術家森村泰昌等等。而羅中立成名作《父親》中的老人形象源自作者對大巴山一位守糞老農的摹寫，不是對某個經典符號或大眾圖式的“挪用”。理解《父親》的要點之一是它在技法上“借鑒”了美國照相寫實主義繪畫。郎靜山的“集錦攝影”則稍微復雜一點，技術上“借鑒”了英國攝影師雷蘭德，主題和意境上則“借鑒”和“模仿”了中國古人特別是宋元畫家的旨趣，而在內容上又“挪用”了文人山水的很多元素。這一點與明清乃至之后的畫家常常在作品上題寫“仿某某筆意”、“摹某某畫意”如出一轍。說到模仿，如同照葫蘆畫瓢（當然，畫家們臨仿某某古人之語大都是謙詞），模仿秀是也，如陳漢典、費玉清的表演。模仿是力圖惟妙惟肖地復制和再現特定對象，是將自己隱藏在模仿對象背后，而無意將被模仿對象據為自己的創造，如果模仿行為有了一定的自我創造，那就成了改編，需要納入到“挪用”或“借鑒”的范疇中去了。

（作者為藝術評論家邢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