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原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卞晉平三本新著《親歷政協30年》《我說政協話》《微言議國事》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我這一生,有著深深的政協情緣”,在書中,一個“政協人”的真摯情感躍然眼前,而通過他的講述,有助于人們認識政協、了解政協。本報記者專訪卞晉平,請他講述對政協工作的情感、思考和期待。

文化周刊:《親歷政協30年》《我說政協話》《微言議國事》三本書全面展現了您的政協情懷,為什么想到出版這幾本書,您的初衷是什么?

卞晉平:初衷有二。其一,1959年4月底,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同志提出,希望過了60歲的委員,都能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然后在他的親自倡導和推動下,人民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蓬勃、持久地發展起來。半個世紀后,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同志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又明確號召廣大政協委員,每人在委員任期內至少提交一件有質量的提案、一份有價值的社情民意信息和一份反映自己“親歷、親見、親聞”的文史資料。近10年來,我一直從事文史資料工作。我們動員其他委員積極撰寫文史資料,自己也理應言行一致,自覺踐行政協組織對委員履職的這個具體要求。

其二,人民政協已經成立69周年了,在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社會上許多人對人民政協的性質、職能、地位、作用了解得不多,甚至于在我們機關中一些從事政協工作的同志,對政協的事情也不能說得很清楚。要把我們的制度優勢發揮好,把我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做好,首先就要以科學的態度把它當作科學來對待。要研究它的機理,探索它的規律,尊重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而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研究、去探索,并且互相交換、討論,共同分享研究的成果,以不斷提高我們的認識。

如果我這幾本拙著能夠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的議論、討論、爭論或批評,也就不負我這個初衷了。

文化周刊:在《親歷政協30年》中,我們看到了您的政協經歷,《我說政協話》對人民政協理論、文史資料工作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微言議國事》里,滿是政協委員履職的責任感。三本書各有側重,您這樣安排的考慮是什么?

卞晉平:這3本書從內容上看是3個不同的部分。

《親歷政協30年》是在我退休之前,回首自己在政協一路走來雪泥鴻爪般的一點歷史記憶。可能你也注意到了,對這30年我沒有寫人與人之間的事,也沒有寫具體辦事的過程與程序。我主要寫的是這些年工作過程中遇到的一些理論政策性的問題,以及在當時背景下是如何解決的,其中的理論思考和政策依據是什么。這么寫,主要是希望后人再遇到類似問題時候,能給他們提供一點歷史的借鑒和參考。

《我說政協話》是我在政協工作中所寫的部分理論政策文章的摘編。中國文史出版社為政協委員建言立論服務,設置了一個圖書專項資金,主要幫助各界委員出版兩種書籍:一是《政協委員文庫》,二是《政協委員履職風采》。《文庫》主要是刊登政協委員的論文、文學創作和其他作品。我在政協工作,我所寫的文章都是與統一戰線、人民政協和民主政治建設相關的,所以收入《文庫》的我的文章都是講的“政協話”。

另一種是《政協委員履職風采》,收入的是反映政協委員履行職責、議政建言的成果。所以我就按此要求選摘了一些在政協的提案和發言,匯編起來叫做《微言議國事》。這里用的是“國事”而不是“國是”。因為“國是”講的是國家的大事,而我所談的事情都算不上多么大。但我講的是國家的事,而不是個人私事、小集體的瑣事以及無事生非的昏事。

文化周刊:看到前輩的故事,我們備感親切,也加深了認識。多年后回憶這些奮斗往事,您是怎樣的感受?對年輕的政協工作者,有什么期待?

卞晉平:要講感受是很多的。人這一生能做事的時間不多,再怎么抓緊也不過幾十年。我曾經當過工人、當過教員,但我把最多的時間、最美好的時光都放在了政協,都融入到政協事業之中。我從青年到中年、從中年到步入老年,直至退出社會工作的舞臺,政協是我生存生活的依托,是我甘苦樂憂的基礎,也是我幾十年精神追求的皈依。我們這一代人都與政協有著深深的情感。

能在政協工作十分有幸。政協是個大學校,也是一個大舞臺。在這個大學校里,各個領域、各個學科、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風云人物,都在給我們上課。在這個大舞臺上,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的人們都能各展所長,暢所欲言,為國為民參政議政。它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是一個體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政治制度。我們在政協工作的同志,都要珍惜、愛護、自覺服務于這個崇高的事業。

說到對年輕的政協工作者有什么期待的問題,我想起上世80年代末的一件事。在一次主席會議上,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學森同志提出,政協工作涉及許多學科領域,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要組織力量編寫《政協學》。他表示,如果政協組織這方面的工作,他本人愿意為此盡一份心力。轉眼30多年過去了,人民政協的理論研究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至今仍然沒有一部系統的、能夠稱得上是《政協學》的學問面世。我曾經為此有過一些想法,但工作的來回調整加上自己又忙于日常各事,這件事情始終未能展開。現在自己的時間有了,其他方面條件又弱了,估計自己做不成這件事情了,只能寄希望于年輕一代政協工作者。這就是我的期待。

文化周刊:作為政協委員,要在提案、調研等多個方面盡責履職,請您分享一下建言資政方面的心得。

卞晉平:有一年開全國兩會,有記者采訪我說,你能用什么簡單的語言概括一下政協會議的特點嗎?我說三個字:“群言堂”。政協會議是給予各界委員發言時間最為充分的一種會議形式。委員們不僅在小組會上可以討論發言,在聯組會上可以討論發言,還可以在全體會議上面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國內外的新聞媒體去議政建言。政協會議呈現的是一種“眾口興邦”的、生動活躍的、團結民主的政治景象。

政協委員建言資政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就是委員們的意見建議往往帶有一定的前瞻性、預見性,也就是超前性。這些意見建議有許多不能立竿見影地采納到決策中,而往往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夠顯現出其成效來。于是就有人說政協委員的意見是“白說”。其實這種情況是符合認識論的一般規律的。一種帶有前瞻性的意見,起初總是少數人的認識,當它變成了國家決策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這個由少數人的認識到大多數人的共識的過程,就是一個在實踐中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是一個接受實踐檢驗的過程,也是一個實現條件逐步積累成熟的過程。能夠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意見建議,這是政協委員的重要作用之一,也是人民政協發揮作用的題中應有之義。比如,推動大運河申遺,我們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連續參與了8年才得以實現;再比如,我提出“為二十四節氣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建議”提案,經過11年才得以實現。所以,作為政協委員不能急功近利,不要追求馬上說了算,要有久久為功的精神,還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這算是我的一點心得吧。

文化周刊:回憶也是思考,在這幾本書的編寫過程中,您有什么感悟?

卞晉平:回首往事,本身就是對自己上了又一次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傳統作風的再教育課。我寫“政協是所大學校”這一部分時,李瑞環主席對我的嚴格要求和諄諄教導、周培源副主席白發蒼蒼奔走于江嶺之間并為三峽工程披肝瀝膽建言獻策、宋健副主席實事求是嚴謹謙和的科學精神、周紹錚秘書長在彌留之際對我的囑托和期冀、羅哲文老先生挎著相機登長城跨運河推動文物保護的情景,歷歷在目,言猶在耳,恍如昨日。這些都是不斷激勵我們不懈進取的精神動力。

當然,也有對我們文史資料類的圖書不以為然的。我認為,書是給讀書人讀的。“寶劍贈英雄,紅粉送佳人”,關鍵在于各得其所,其余就毋庸贅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