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歲的朱良還記得,40多年前上初中時,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課。“政治課上的很多內容需要死記硬背。”對朱良來說,體現邏輯之美的數學和物理才是他的心頭愛,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來會深度參與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朱良時常“問診”。

“主刀醫生沒有注意到的,我們要提醒。比如病人曾經得過腦梗,針對病人的特殊情況,提醒治療時可能出危險的地方……”

不是醫生的朱良,正談論著類似醫生治病的方法,令人好奇,主刀醫生是誰?

“主刀的是黨政部門。”

無論是以九三學社社員還是政協委員的身份參政議政,在朱良看來,更像是與主刀醫生一起進行治病,只不過他們治療的是關系到社會的肌體健康問題。

以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身份“問診”社會問題時,朱良尤其強調,“我們不是病人家屬,而是參與治病的醫生。”

這樣一種強調,令人更容易理解朱良在履職時所追求的職業精神和技術冷靜,最類似于醫生。

“不好說”與“總在說”

朱良對精神狀態的選擇與追求,似乎與個人的理工學科背景不可分割。體現在具體場景中,容易給人造成一種溝通上不順暢的印象。

朱良總在糾正別人或是自己上一句話語中的一些詞句,分析它的不準確性,并且常常因此放緩語速,斟酌著用什么替代更為準確。

沒有充分的證據,不輕易下判斷性的結論,因而在表達時,“不好說”是朱良使用較為高頻的一個詞。

這樣一種不斷修正的個性,用于解釋為何連續7年提同一個主題提案時,更讓人理解這種修正,正是期冀無限接近正解的行為。

“我的提案中最系列化的就是電子車牌的提案,7件提案,同一個主題、不同角度論述的系列化提案,不是一個提案提7次。”

雖然論述角度不一樣,但核心建議是一致的———通過電子車牌這張車輛“二代身份證”,對車輛的行駛里程、發動機排量、尾氣排放標準等進行精細化掌握,從而實現對路權這項堪比水電氣等稀缺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使用。

從2011年1月26日北京對機動車輛進行搖號限購開始,朱良就在思索達到交通管理目標的路徑化問題。

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朱良眼見著,首都的交通進入了簡單管理漸漸難以釋放更大管理效果的膠著階段。

雖然明知道擁堵是因為“太多的人去同一個地方添堵”,但目前采用的搖號限購、尾號限行、重污染天單雙號等管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對一輛車到底給北京“添多少堵”“排多少污”既不知道也管不了。

從2011年到2012年,朱良用一年的時間進行反復思忖。從2012年北京市政協第十一屆第五次會議開始,他開始提交與電子車牌有關的提案,起初是論證可行性和必要性,后來逐漸細化并針對交通政策做相應的調整。

7年當中,連續兩年朱良都參加了北京市兩會的政務咨詢。第一年,他在經過北京市公安局的“攤位”時,看到了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傅政華在接待代表詢問、委員咨詢。他猛地想到,電子車牌的很多事權在公安部,于是就在該“攤位”前停下了腳步,得到了“電子車牌早晚要用,北京會作為試點”的肯定答復。第二年,朱良再次拿著報紙去問,得到了“在繼續推進”的答復。

兩次問過跟此事有關的負責人,朱良的信心更加充足。此后,他對電子車牌政策和技術的建議,也不斷提出。

當技術冷靜“遇上”管理精細

朱良看到,在城市道路這個日漸稀缺的公共資源當中,開車方、自行車方、公交方、管理方、停車方都是這個公共資源競爭的各方,利益爭奪是客觀且必然的,并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作為不同的角色時,利益也是不一樣的。

朱良在設計方案時,“盡量不從感情角度呼吁政府做什么事,而通過冷靜設計做法,相對公平地考慮分配道路公共資源。”

在過去,由于缺乏技術手段支撐,難以實現對道路交通的精細化管理,只能采取養路費、車船使用稅這樣的包年收費政策。

“相當于過去有些地方沒有水表,用戶每月交一筆固定的錢,水就可以隨便用。”后來,“每戶都安裝了水表,就有條件實行階梯水價,抑制過量用水。”

借鑒水電氣階梯價格的思路,朱良也設計了一套執行方案:“對于不同時間段、不同擁堵程度的路段,規定不同的擁堵調節系數。例如對進入嚴重擁堵路段的,擁堵系數可能是1.5,行駛1km相當于1.5km的當量里程;對進入稍擁堵路段的,擁堵系數可能是0.5,行駛1km相當于0.5km的當量里程;對于進入不擁堵路段的,擁堵系數為0,相當于沒有‘添堵’。每條路段在每個時間段的擁堵系數,由政府相關部門根據交通指數等數據合理確定,定期公布。”

在2015年的提案中,朱良寫道,“通過行駛里程、發動機排量、尾氣排放標準,能計算出這輛車的尾氣排污總量。應當把機動車排污總量額度合理分配給每一輛車,即每月給每輛車一定的行駛里程額度,有了里程額度,車主可以自主選擇在何時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強迫車主在哪天不開車……”

面對著稍顯困惑的表情,朱良的反應顯然早有準備,他加了一句解釋,“聽起來比較瑣碎吧,但管理要做到專業化,就是要這樣。”

2017年底,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準發布了機動車電子標識六項國家推薦性標準,該標準將從2018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意味著,醞釀多年的汽車電子車牌終于要進入實用階段。

朱良也關注到了這個進展,他說“非常好”,還打算繼續關注電子車牌實施以后怎么調整現行政策。

比起現象,理工式思維更關注現象出現的具體步驟、程序。但比起許多人的心里清楚、嘴上不講,朱良不僅一直在說,還將自己思路形成的每個邏輯點跟更多的人分享。

“隱私問題怎么辦?”

“這是個偽命題!”做過大量功課的朱良分析,“法律規定,機動車懸掛號牌以便讓人隨時識別,這就表明車輛的瞬間位置不屬于隱私。”

而談到車輛的長期行駛軌跡和實時位置數據等真正隱私信息時,朱良又舉了一個容易理解的例子:“銀行賬戶的信息都在銀行數據庫里。既然銀行能保密,車輛軌跡數據就不能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