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版畫之夢

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福建長樂人。他是文學史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版本學家、藏書家。在其畢生搜求的眾多珍稀古籍中，尤為重視帶有版畫的古籍與各類箋譜、畫譜、圖冊，乃至單頁的版畫殘帙。只要一遇古代版畫，只要版本確實稀見，他都不惜重金購藏。

鄭振鐸的古代版畫收藏持續了30年之久，他的版畫世界自然豐富多彩、瑰麗多姿。少年時代，他因喜讀小說，因之愛看小說書前的“繡像”。1920年代初，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后，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便留意到這些古籍刻本之插圖。這一時期，又在舊書店看到了有“全圖”的《笠翁十種曲》《浣沙記》《紅梅記》《焚香記》等書，不禁怦然心動，雖因書價高昂而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想方設法購得。這些帶有版畫的古籍，便成為其版畫寶庫的首批入藏品。

從1924年起，鄭振鐸撰著的《文學大綱》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發表，因其中國文學部分附印了很多古代版畫，頗受讀者歡迎。1925年4月，他寫信向魯迅請教小說史研究方面的問題，魯迅回信并寄贈了明刊插圖的《西湖二集》六冊。他為之狂喜，對古代版畫的興趣也因之愈發濃厚，研究也隨之深入。當時，與他同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周越然也已涉足版畫收藏與研究，他們便經常交流品鑒，眼界也因之漸廣。

不久，曲學大家吳梅委托商務印書館編印《奢摩他室曲叢》，為便于影印及校訂，以所藏明版戲曲古籍移庋于涵芬樓。正是這一偶然的機緣，使得他獲睹很多帶有古代版畫的珍貴古籍，眼界更為之大開。為此，他還曾撰寫了一篇《插圖之話》，發表于1927年1月《小說月報》上。文中除了依然附印大量版畫之外，還著力論述了中國木刻版畫的歷史及其演變。這篇論文，實乃我國近代研究中外書籍插圖論文之最早者。

從這時起，鄭振鐸就已立志要為中國版畫編一選集，并進而修一專史。自此，他對帶有古代版畫的古籍更為關注，幾乎到了見書必收的程度。此外，還經常邀約攝影師，到周越然、吳梅等人家中遍閱所藏古籍，對其中有價值的版畫一一攝照存檔。此后，他又認識了幾位熱愛版畫的朋友，其中就有在北平圖書館工作、曾師從王國維的目錄學家、文獻學家趙萬里，還有版本學家、藏書家馬廉等等。他們相互切磋、互通訊息，發現了不少珍貴古籍，其中不乏有珍罕版畫者。

從1940年起，鄭振鐸在上海“孤島”的艱苦環境中，開始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的自編自印工作。他在發表于同年的《談中國的版畫》一文中寫道：“我二十幾年來，專意搜集我國版畫，所得附插版畫之圖籍在三千種以上。所見所得單幅之年畫亦不下二千幅。有見必收，有聞必錄，在各公私圖書館及各收藏家所攝得之版畫影片亦盈數篋。近發奮聚集所得之材料，編為《中國版畫史》四冊，《中國版畫史圖錄》二十冊……”文中提到的《中國版畫史》4冊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完成，與之配套的《中國版畫史圖錄》最終獨立出版。

全套書中，16冊版畫集以品質絕佳的乳黃色羅紋紙珂羅版影印，共收錄唐代至明清各類版畫近1300幅，內容涵蓋經史子集4部，是我國目前為止收錄數量最多的版畫圖錄。其中4冊《十竹齋箋譜》以傳統木板水印技術刷印，更為同時代版畫出版物中的至精至絕之物，代表了中國近代套色版畫的巔峰水準，堪稱“新善本”。

由于出版周期較長及抗戰時局的影響，《中國版畫史圖錄》20冊的實際內容和編次未能按照鄭振鐸預定的《編例》循例依次出版，而是“根據先印先出的方法，湊足四冊，集裝成一函，預約發售。從1940年5月出第一輯起到1941年12月8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入侵租界，26日，《良友》遭日寇非法查封為止，在一年半時間里，實際出版的是四輯十六冊”。（詳參：趙家璧《鄭振鐸和他的〈中國版畫史〉》）

此外，本擬彩印的《明清之際版畫集》（上）、《北平箋譜選》《風俗畫選》，因在當時的上海無法找到業務精熟的刻工而未能印成。于是，抗戰勝利之后，鄭振鐸又另外編印了《詩余畫譜》上下冊和《康乾版畫集》，再加上之前已印成未發的《嘉道以來版畫集》配成第5輯出版，至此《中國版畫史圖錄》20冊全部出齊。

《中國版畫史》未成之憾

《中國版畫史圖錄》前幾輯，由于早已印好，經裝訂成帙，編成4卷（冊），就裝入絲織錦緞套函，發售給預約者。原計劃每隔4月出一輯（函），估計兩年就能出齊，包括文字部分的一函4冊。

但是，因精力所限，鄭振鐸只能先編印圖錄，又因“孤島”形勢所迫，實在無法專心致志地進行專門研究，因而為《中國版畫史圖錄》配發的《中國版畫史》一書始終不能完稿。與此同時，1940年1月19日，他又與張詠霓、何炳松、張元濟等秘密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開始為國家在戰火中大規模搶救珍本古籍。這是更加迫在眉睫、更加重要的工作，他為之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心血。這一“虎口拔牙”的艱險計劃與艱巨任務，雖然使鄭振鐸的版畫史撰著計劃終至擱淺，但他為中國古籍不致因戰爭流散所作出的卓越貢獻，足可名垂青史。

原來，淞滬大戰之后，日軍侵占上海，上海就此淪為“孤島”。此時，江南著名藏書樓典籍紛流入肆，日寇、偽滿、漢奸及各路書賈紛聚滬上，“皕宋東運，木犀繼去，海源之藏將空，江南之庫已罄”，中國古籍大有全部流散海外之勢。為此，鄭振鐸深感憂憤，遂與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詠霓、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及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聯名致電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會，要求撥款搶救這些國寶文獻。5人正式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鄭振鐸承擔實際搜訪工作，任務繁重。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以所撥300多萬巨款，搶救了大量價值連城的珍善之本，堪稱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國家購書行動。在鄭振鐸的多方努力之下，先后為國家購得玉海堂、群碧樓、鄧氏風雨樓、張氏蘊輝齋、海鹽張氏、武進陶氏、南潯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等諸多著名藏書家之歷代珍藏。

鄭振鐸在緊張工作期間，既要在數萬冊珍稀古籍中精挑細選，還要在四方涌來的買家、賣家中巧妙周旋，根本沒有精力從事學術研究及撰著。因此，《中國版畫史》在“孤島”時期一直沒能完稿，實屬客觀條件所限。而《中國版畫史圖錄》部分，從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8日，鄭振鐸傾盡全力，共陸續出版了4函16冊。直至抗戰勝利，鄭振鐸又請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4冊一函，總算將圖錄部分的印行完結，對當年的預訂者有了一個較為圓滿的答復。但那部打了無數次腹稿，而且數次開筆又輟筆的《中國版畫史》，終未能問世，以至后世讀者大多只知一部《中國版畫史圖錄》，而不知尚有一部《中國版畫史》才是“正文”。盡管如此，皇皇20巨冊，共收圖千余幅的《中國版畫史圖錄》的出版，也是圓了當年鄭振鐸與魯迅計劃編印《版畫叢刊》的夙愿，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完全淪陷的近4年間，鄭振鐸被迫離家隱居時，仍把最心愛的一批版畫書從家中轉移出來，帶在身邊；可知他此時仍渴望將這部《中國版畫史》完稿。直到1944年，因家庭生計所迫，他被迫一次次忍痛出賣自己的藏書以換米，但對隨身攜帶的版畫書仍不忍販售。可以說，是勒緊褲腰帶、從“牙縫”里把這批版畫書給“節省”了下來。

鄭振鐸后來在《求書日錄》中寫道：“雖然把舊藏的明刊本書，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叢刊等書，賣得干干凈凈，然而所最喜愛的許多版畫書、詞曲、小說、書目，都還沒有賣了去，正想再要賣出一批版畫書而在戀戀不舍的時候，天亮的時間卻已經到了。如果再晚二三個月‘天亮’的話，我的版畫書卻是非賣出不可的。”這里所提到的“天亮”，是指抗戰勝利。抗戰勝利前夕，鄭振鐸已經有過不得不販售這批版畫書的念頭了，但好在“天亮”得及時，使其得以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之下，保全了隨身攜帶的這批版畫書，其版畫研究得以繼續，他所熱愛的版畫世界也得以完整。這也間接說明，鄭振鐸一直在試圖將《中國版畫史》完稿，只是客觀條件太過艱險，無法成全他這一夙愿罷了。

抗戰勝利后，鄭振鐸又再次投身于保護、訪求流散文物、撰著各式文物圖譜的相關工作，仍無暇于版畫史的撰著。1947年起，他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古明器陶俑圖錄》以及《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等大型圖籍，其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上述各式圖錄與圖譜中，其實也充分運用了鄭振鐸已有的關于中國古代版畫的資源與研究成果，這些圖書中的說明文字也屢有涉及中國版畫史。散布于這些圖書中的“零簡殘箋”，雖對他的中國版畫史研究成果亦可窺一斑，但終未能實現其系統、專門、深入、充分闡釋中國古代版畫史的宏愿。

版畫中的世界觀

1958年10月18日，鄭振鐸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不幸因飛機失事殉難。帶著未盡的《中國版畫史》之遺憾，還有更多的對中國古代版畫的熱愛與依戀，他60歲的生命因這次意外畫上句號。

值得注意也頗具意味的是，直至1956年他還在傾力編撰繼《中國版畫史圖錄》之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即《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這部屬增補性質，并繼續探索中國古代版畫藝術史的又一巨著，收入唐代至清末木刻畫584幅。該選集涵蓋內容廣泛，宗教、歷史、建筑、園林、山水、花鳥，乃至民間習俗、皇家盛典等盡在其中。因種種歷史原因，直到1985年2月，這部他生前撰著的最后一部版畫圖錄類遺稿，才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這部已達十冊一函規模的增補圖錄，讓我們再一次看到這位“版畫迷”在生命盡頭的最后幾年中，仍在孜孜以求，仍在追索不盡；在他的版畫世界中，沒有烏托邦，只有理想國。他沒有自滿于既有的已經頗可自矜的版畫史經驗，他還在不斷的搜求、整理、研究新近發現的各類各式古代版畫，一如既往地樂此不疲，亦因此更進一步、精益求精。這是鄭振鐸的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后來者只可仰止。

鄭振鐸的所有藏書，包括那些堪稱“中國版畫第一藏”的古籍，在其逝世之后均捐贈給國家圖書館。如今，國家圖書館開設鄭振鐸專館，將這些歷經劫火、飽經滄桑的國之重寶，擇其精要，重新展示于世人。

細觀這些精妙靈動、別具精魂的古代版畫，可以想像得到，這曾經是古人看待這個世界、想象這個世界和描繪這個世界的真實寫照。而在千百年后，在鄭振鐸苦心搜求、傾力購藏的古籍世界中，這些版畫的聚散離合與修復整理的歷程本身，似乎重新將那些古老的世界觀完整展現。在這樣一個瑰麗精妙的古代版畫世界中徜徉，觀者可曾想到過，這曾是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心靈世界，這還曾是一幅幅迥異時空中的物質影像。須知，在這樣一個時空交錯的影像世界中，有千百年前精心巧手的古人，苦心孤詣、愛畫入迷的鄭振鐸，還有如你我這般有福觀瞻的后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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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畫溯源

所謂“版畫”，是視覺藝術的一個重要門類。廣義的版畫，可以包括在印刷工業化以前所印制的所有圖形，這些圖形普遍具有版畫性質。版畫，就是人們用刀或化學藥品等，在木、石、麻膠、銅、鋅等版面上，雕刻或蝕刻后印刷出來的圖畫。古代版畫主要是木刻刷印而成的，也有少數銅版刻印及套色彩印。獨特的刀法技藝與木刻風格，使版畫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具有獨立的藝術價值與地位。

中國木刻版畫已有上千年歷史，關于中國版畫的起源，則有漢朝說、東晉說、六朝以至隋朝說多種。現存我國最早的版畫，有明確版刻時間落款的，乃是舉世聞名的唐代咸通年間所刻印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首圖，始作于公元868年。

宋元時期的佛教版畫，在唐、五代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刻本章法完善，體韻遒勁。同時，在經卷中也開始出現山水景物圖形。其他題材的版畫，也漸次出現，如科技知識與文藝門類的書籍、圖冊中也有大量的版畫作品。北宋汴京，南宋臨安、紹興、湖州、婺州、蘇州、福建建安、四川眉山、成都等地，版刻工藝日趨成熟，也逐漸成為各具特色的版刻中心，版畫作品也層出不窮。同一時期的遼代套色彩印《南無釋迦牟尼佛像》，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畫，標志著中國版畫進入新工藝時代。

至明清兩代時，中國版畫創作與印制均進入高峰時期。在眾多文士、書商、刻工的共同努力下，版刻技藝出現了各種流派，創作出了大量優秀作品。欣賞性的版畫在明代勃興，畫譜、小說、戲曲、傳記、詩詞等文藝作品均成為版畫的重要題材，一時佳作頻出，不勝枚舉。尤其是古典文學名著的刻本插圖，版本眾多，流行廣泛，影響深遠。

這一時期也是版畫各個藝術流派的興盛期———以福建建安為中心的建安派，作品多出于民間工匠，鐫刻質樸。以南京為中心的金陵派，作品以戲曲小說為主，或粗獷豪放，或工雅秀麗，風格變化多姿。以杭州為中心的武陵派，題材豐富，刻制精湛，以細膩精密的表現畫面見長。以安徽徽州為中心的徽派，刻工精雅，吸收各派之長，又將漢畫像磚上普遍運用的“減地”法融入木刻刀法之中，所印制的版畫形成了明暗交錯、陰影立體的獨特視覺效果。徽派版畫技藝，對各派版畫技藝均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

自15世紀以來，徽派版畫即以刻制聞名于時，高手如林，尤其以黃、汪兩個家族最為突出。明清兩代新安黃氏一族所刻書達200余部，能圖者有100多人，成為一支陣容龐大的專業勢力；其代表作品有《養正圖解》《古列女傳》等。在徽派版畫風行于世之際，金陵（南京）、武林（杭州）、蘇州等地的書商及版畫刻工也不甘人后，在取長補短之后迎頭趕上，在原有地域特色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中國版畫進入異彩紛呈、各領風騷的南北派競存時代。

據目前存世的實物可知，明代版畫不僅用作書籍插圖，而且也用于畫家傳授畫法的“畫譜”、文人雅士的“箋紙”、制墨名家的“墨譜”，以及民間娛樂用的“酒牌”。畫譜中的較早者是1603年杭州雙桂堂所刊的《顧氏畫譜》；墨譜的代表則為萬歷年間出版的丁云鵬參與繪制的《程氏墨苑》；熱心酒牌版畫創作的是著名畫家陳洪綬，他與徽州黃氏合作的《水滸葉子》《博古葉子》等成為傳世名作。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刻印的《蘿軒變古箋譜》《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等套印版畫作品，在中國版畫中具有極其特殊的地位。所謂“套印版畫”，即在同一版面上用顏色不同的版分次印刷，前述遼代套色彩印佛像，即是先例。明中后期饾版、拱花技術的出現與推廣使多色套印技藝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至清代時，中國版畫除了徽派之外，北京皇室專用的“殿版”版畫也已登峰造極；其代表作品有1696年北京刻手朱圭所刻印的《耕織圖》，1717年所刻印的《萬壽盛典圖》等等。而1679年運用分色水印木刻法所印制的《芥子園畫傳》初集，則更是民間版畫流派的扛鼎之作，該書先后出版了4集，廣為流傳，成為對后世影響極大的一部繪畫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