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有的‘答題助手’習慣在最后幾題給出錯誤答案，可是看題目卻完全是不用繞圈子就能搜索出答案的，但很多人都因使用‘答題助手’提供的答案被淘汰。這難道是故意的？為了減少競爭對手的一種手段？”張曉東說，他覺得背后原因可能“另有深意”。

對此深有同感的符濤則說得更加直白：“好幾次都是在最后一題給錯誤答案。答題者貌似有作弊的僥幸，但是到最后什么也拿不走，只有平臺方賺走了流量。”

除了這些“助手”，直播答題市場的“神器”還有“復活卡”。

在某電商平臺，“復活卡”的銷量可謂增長飛速。《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銷量最高的一家已售出超過3000份，而銷量排位后十名的也都在3000至1000份之間，均價在5角左右。

據知情人介紹，這些商家也是自己注冊多個賬號，代刷“復活卡”，有的商家使用一些軟件修改“復活卡”的數量。

記者詢問一家出售“復活卡”的網店客服了解到，只要玩家給出自己的邀請碼，他們就會找人幫刷“復活幣”。不過，由于需求火爆，不少店家都稱單次購買有上限，不接急單，因為找人刷“復活幣”需要一定時間。也有店家稱，玩家如果想立刻拿“復活幣”，可以加價，買得越多加價越高。

是輔助還是作弊

答題者在參加答題活動時使用輔助工具，這種做法是否屬于作弊？

“這確實有作弊之嫌，對未使用輔助工具的用戶略顯不公平。”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俊慧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不過，由于答題活動原本就是公開的，不論是多人共商作答還是借助輔助工具，答題方式是用戶可以自由選擇的。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很難用法律評價這些所謂的“外掛作弊”行為。

朱巍說，從商家的角度來看，直播答題模式的主要盈利點在于流量。其主要的賺錢方式不是來源于網民，所以網民在使用一些所謂的外掛時，只要不破壞整個直播的正常運營，可能也并不是特別大的事情。

不過，記者注意到，在各平臺的活動規則中，都明確禁止使用答題外掛。比如，某平臺在其答題規則中寫明：禁止用戶以任何不正當手段及/或舞弊行為參與本活動，一經發現，活動舉辦方有權取消該用戶的活動參與及獲獎資格，有權收回用戶已取得的答題獎金、追討已提現的獎金金額，并保留追究該用戶法律責任的權利。不正當手段及/或舞弊行為包括但不限以下，通過非官方客戶端入口參與；篡改設備數據，偽造成用戶參與；擾亂平臺秩序、使用模擬器、插件、外掛或通過第三方工具、第三方平臺等下載、注冊、獲取答案、答題、獲取復活卡或對本活動進行干擾、破壞、修改或施加其他影響及活動舉辦方認為的其他不當手段及/或舞弊行為。

“如何區分作弊及作弊的人數較多時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對答題平臺來說是難題。”北京律師楊振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答題產業亟待監管

“我們不接急單，還有200多單排隊呢。”

這是張曉東最初在某電商平臺上購買“復活幣”時，店家對他說的一句話。

“有業內人士告訴我，引入復活機制本來是所謂的‘節目圣經’或者叫‘運營圣經’,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社交網絡互動手段。”張曉東說，“現在，這個社交互動手段變成了作弊與反作弊的惡性循環。”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4.22億。企鵝智庫發布的《全國直播答題用戶調研報告》顯示，在所有對直播答題感興趣的手機網民中，55%的人參與過這項活動。

參加直播答題的用戶越來越多，其背后的問題也越發凸顯。

“直播答題號稱的所謂線上線下互動娛樂模式，實際已經變成空話和自欺欺人。在網上售賣各種輔助軟件、假人答題、‘復活幣’的很多，這類輔助類作弊軟件，說到底都是通過抓取搜索的方式快速獲得答案。當然，不排除一些外掛本身就是黑客工具，當你利用它答題時，黑客已經獲取了用戶的所有信息。與打擊網絡游戲等外掛態度不同，大部分平臺對此并不十分在意。”朱巍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因為，不管如何使用輔助作弊軟件，平臺宣傳效果、身份信息綁定結果、銀行卡和電話信息、廣告效果都已經完成，更何況很多外掛還能增加人氣。

在朱巍看來，直播答題是新玩法，但作為載體的平臺卻存在老問題。直播作為一種新媒體業態，兼具實時性強、表現形式多等優勢，不僅傳播效率高，而且受眾范圍廣。然而，站在風口的投資方一味“撒幣”，縱容內容粗糙的劣質平臺以及相關灰色產業擠入公眾視野，不僅會破壞整個直播行業生態，還會對廣大受眾造成惡劣影響。

“用法律規范不良傾向，勢在必行。”朱巍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　本報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