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東去年三千余對80后夫妻離婚，六分之一婚齡不足一年

離婚登記處的年輕人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燁捷 

上海浦東新區的婚姻登記處存在冷暖分明的兩種顏色。左邊是結婚登記處，一片紅色背景，墻上掛著粉色的愛心，上書“今天，我們結婚了”；右邊的離婚登記處，白色為主，素雅安靜，人們坐在小小的圓桌子旁，一邊斗嘴，一邊在分家析產的離婚協議書上簽字。

同一個辦事大廳里，還有2間不足10平方米的婚姻咨詢室，每天上演著人情冷暖。最熱鬧的時候，一間咨詢室一天進出30多對夫妻。有哭著進去、摟著出來的；有繃著臉進去、哭著出來的；也有嘰嘰喳喳進場、沉默不語出場的。

90后姑娘王梅艷是這兩間婚姻咨詢室的負責人，上海睿家社工服務社總干事。睿家服務社以每年40多萬元的價格承接了浦東新區婚姻登記處的婚姻家事公益輔導服務，主要針對那些到民政局登記離婚的夫妻。過去8年來，服務社總共接待了10萬多對夫妻(含婚內咨詢)，勸和2500多對“準離婚”夫妻，勸和成功率約為6%。

民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2年開始，中國的“粗離婚率”一路走高，從2002年的0.9‰升到2015年的2.8‰。在上海，2017年登記結婚58493對，離婚25509對。

而在上海面積最大、經濟發展最快的浦東新區，2017年共有11426對登記離婚的夫妻，其中3119對是80后夫妻，而在3119對中，結婚1年內離婚的有507對。“現在要關注年輕人沖動型離婚。”在上海市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中，浦東新區民政局相關負責人施泉平提出上述“新關注點”。

全職太太、二胎家庭易離婚

因為誰負責洗碗、誰負責照顧小狗、老公不能每天按時回家等瑣碎事務，90后姑娘倩倩鬧到了婚姻登記處。離婚的導火索，是一只存放狗糧的食盆。

吃完晚餐，丈夫小羅在倩倩的指揮下，把寵物狗的食盆給洗了。洗完后，小羅沒有擦干食盆，直接把食盆放在了沙發邊上。倩倩為此怒不可遏，“食盆要擦干，要放在衛生間里才行”。

結婚前，倩倩像公主一樣被父母寵愛、被男友寵愛，每天下班，男友都會在公司門口準時接送；結婚后，倩倩抱怨丈夫幾乎從不按時回家，經常下班后跟朋友一起混、喝酒，很少回家吃飯。

“結婚還不到1年，因為一點兒小事，就要離婚。”睿家服務社的兼職專業志愿者周興蓉每周都會到婚姻登記處值班兩天，最近幾年，她遇到的80后、90后年輕人越來越多，“女方要戀愛感，男方要獨立空間，一言不合，就要離”。

王梅艷整理了睿家最近幾年的案例數據資料發現，浦東地區的離婚人群呈現出年輕化、非理性、沖動型、懵懂型等特點。目前，離婚人群中25～29歲年齡者人數最為龐大，其次是30~35歲人群。從夫妻婚后生活的時間長短來看，結婚3～5年的離婚者最多，其次是結婚1～2年的人群。

也就是說，25～35歲、結婚5年以內的夫妻處于離婚“高危階段”。而處在這個年齡段里的全職太太、二胎家庭，則是“高危人群”。

33歲的全職太太娜娜鬧離婚時，孩子才2歲半。她追求自己的生活，每周定期出門與朋友聚會，每次聚會必埋單。她要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要出去讀書進修，還打算重新找工作。

但這樣的“合理要求”卻屢次被丈夫拒絕，“你是一名幼兒園老師，出去工作能掙多少錢？還不如在家把孩子教教好”。

直到在婚姻登記處盤算家產時，她的“碼農”丈夫才發現，家里不僅沒有1分錢存款，還欠下了6萬元債務。就連孩子幼托班上個月的學費，都是妻子問朋友借來的。“錢掙了就是要花的，留著干嘛。”這是秉持“一定要對自己好”的全職太太的觀念。

長期與社會脫節，使得娜娜變得愛慕虛榮，愛在朋友面前撐場面，她覺得自己在家是“浪費人才”“犧牲自我”，而所有的一切，都怪丈夫、怪孩子。

全職太太中的另一個極端是，完全放棄自我。“丈夫發展得越來越好，妻子越來越失去魅力、失去性格。”王梅艷說，“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越來越多女性為了生二胎，選擇回家做全職太太，成為離婚高危人群。很多人在家“奶孩子”，奶著奶著，把自己搞出了抑郁癥。

手機成家庭關系“殺手”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浦東新區婚姻登記處見到了這樣一對夫妻：妻子與咨詢師熱絡地聊著，丈夫一邊玩著手機游戲，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回答咨詢師的提問。被問煩了，他抬起頭撂下一句：“那又怎么樣？我已經不愛她了。”然后，繼續低頭玩手機。

這個表示已經“不愛”妻子的男人，有個9歲的大女兒和5個月大的小女兒。而他自稱從一年半前就已經完全不愛妻子了。“但還生了個老二？”周興蓉追問他，他又回了一句：“那又怎么樣？”

周興蓉告訴記者，這樣不尊重咨詢師、成天低頭看手機的青年夫妻不在少數，幾乎所有咨詢師都會遇到。“手機、手游正成為家庭關系的‘殺手’。”周興蓉是有依據的，她接觸到的幾乎每一對夫妻，在控訴對方對家庭、對自己漠不關心時，都會帶上一句：“在家就玩手機。”

36歲的小娟形容自己是在跟手機、跟摩托車“搶老公”，“大多數時候跟摩托車車友會的在一起混，喝酒；偶爾在家，就刷手機、玩游戲”。小娟說，自己與丈夫幾乎沒有交流。

但與此同時，這個全職媽媽卻肩負著兩個孩子的生活起居、學習培訓，形容自己是一個忙得連手機都顧不上看的人；丈夫卻閑得可以天天出去飆摩托車、在家玩手機游戲。這與小娟原本想象中的婚后生活大相徑庭，結婚前，她是一個在父親手心和兩個哥哥肩膀上長大的“小公主”。

咨詢師孫福革見過太多因為手機引起的家庭紛爭，有時是男方用手機約網友見面，女方定期檢查男方手機；有時是女方身為家庭主婦，沉迷網絡游戲，在游戲里尋求網友安慰。

并不是每一個家都要“勸和”

盡管相關部門對睿家服務社每年“勸和”的夫妻總數有一個基本的“硬性指標”，但睿家那些持有專業社工證、心理咨詢師證、婚姻家庭指導師證的專家志愿者們，卻并不“唯指標論”。

“最早的時候，我們是做勸和工作，現在我們不再勸和了，我們是做‘婚姻家事輔導’。”王梅艷說，睿家的前身是2010年浦東新區民政局牽頭成立的家庭事務工作項目組，與老年事務、青少年事務工作組一起，負責探索特定人群的專業服務模式。項目組后來變成了獨立的社會組織，定點定時駐扎在婚姻登記處從事“勸和”工作。

早些年，專業社工和志愿者們確實在從事“勸和”工作，總讓夫妻雙方“忍一忍”。這種“勸和”在50后、60后夫妻身上最管用，但隨著70后、80后、90后離婚人群的增多，年輕夫妻開始對“勸和”產生了抵觸。

比如，一些高知青年，在自學了許多心理學知識后，仍然無法解決家庭矛盾，就會意志堅定地要求離婚。志愿者用共情等專業方式進行調和時，對方會來上一句：“我們是各自原生家庭帶來的問題，天生缺愛，矛盾不可調和。”

孫福革就“勸分”過不少“真的很不合適”的家庭。

一名28歲的女青年與30歲的丈夫育有一女，妻子反映，丈夫總愛在家偷偷穿著女性內衣、踩高跟鞋，她還發現丈夫有很多“男朋友”。“第一次勸，他倆為了孩子愿意繼續共同生活；第二次再鬧過來，我說還是算了，女方還年輕，別耽誤了自己。”孫福革說。

一對生活條件優越的年輕夫妻，女方29歲，男方35歲，女方因為對離婚協議不滿，鬧到了婚姻咨詢室。“他掙那么多錢，一個月才給我和孩子20萬元生活費，讓我怎么過？”女方拿出一份月租金高達5萬元的租房合同，甩出3個字“不夠花”，男方則直接走人，不接受任何調停和咨詢。

孫福革記得，那位女士在婚姻咨詢室里哭哭啼啼了一個上午，控訴對丈夫的種種不滿。最后，孫福革勸她：“你每月花掉5萬元房租，還有15萬元可以生活用，省著點花也不錯。有的男人離婚每月才給1000元生活費，知足吧。”

好聚好散的高素質夫妻越來越多。一對都在外企擔任中層管理者的夫妻來登記離婚，男的坦言自己有外遇，并且想與第三者結婚；女方則說：“我愛你，就讓你過你想要的生活。”

在孫福革記憶里，這是她最喜歡的一對夫妻，郎才女貌、極其般配，“從內心來講，很希望能勸和，但這種人往往主意很正，好聚好散”。臨走時，雙方都沒有憎恨對方的意思，男方還勸慰女方：“以后咱還能來往。我爸媽也喜歡你，你們可以繼續相處，我不干涉。”

“高知”人群最難輔導

梳理了這么多年的案例，王梅艷發現，以機關公務員、科研工作者為主的“高知”離婚群體值得關注。從職業上來看，公務員和科研工作者成為離婚的“高發區”對象。

33歲的大學教師麗麗從一進婚姻登記處的大門開始，就表現得極為強勢。她是一名年輕的副教授，每天要喝3杯咖啡，站在講臺上授專業課。但她卻把自己的科學精神，用到了家里。

在家里，所有的事都由她安排。婆婆每天上街買菜，她要求記賬；丈夫很少與她有親密舉動，兩人一起逛街就像“路人”；女兒每天按照她定的時刻表完成各項運動和作業。鬧到離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婆媳關系不和。

“婆婆和丈夫在一旁不吭聲，就見她張牙舞爪地把每個人都說得一文不值。”孫福革接觸的案例中，類似的高知家庭并不少見。

與科研工作者不相上下的，是機關公務員。

最近一段時間，孫福革已經接觸到了3對警察夫妻要求離婚的案例。離婚的原因非常雷同，“一方要求對方隨時on call(隨叫隨到)，另一方則工作沒正點、回家玩心重，幾乎照顧不到家庭”。

有一個警察妻子這樣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喂奶，雙胞胎女兒天天睡在身邊，“見不到丈夫，見到了他通常在家玩手機”。

妻子認為，這樣的丈夫，有沒有都一樣，因此執意要離婚，“我一個人帶孩子，做同樣多的事情，但比跟他一起帶幸福得多”。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高知家庭愿意付費享受優質的婚姻家庭咨詢輔導。2017年，有10多對夫妻主動向睿家服務社支付每小時800元～1000元的咨詢費，尋求督導級別或者教授、副教授級別的資深專家提供支持。

這與過去的離婚夫妻對自身家庭問題羞于啟齒完全不同，“年輕人的價值觀更加開放，他們一邊追求自我，一邊希望處理好家庭關系”。王梅艷近年來見到很多“自學成才”的離婚夫妻，他們中的一方不僅具備基本的心理咨詢知識，還咨詢過身邊的專業人士，“他們會要求更加高階的服務，對我們的工作也帶來挑戰”。

(為保護隱私，文中離婚當事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