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醫院兒科人滿為患的情況越演越烈，醫護人員忙到深夜仍有很多患兒待診。圖為廣州一醫院兒科診室的護士給患兒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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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流感，給中國的兒科帶來不小的風波。

這段時間，醫院兒科人滿為患的情況越演越烈。1月9日，天津海河醫院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集體病倒，導致該院兒科停診。無獨有偶，廣東省的一家三甲醫院兒科也貼出了告示，稱醫生近乎失聲，希望家長根據告示指引就診……

兒科的相關消息在社交網絡持續“發酵”，眾多網友感慨：中國兒科怎么了？兒科醫生將何去何從？

本期特稿，南方日報記者走進廣州各大三甲醫院兒科，聆聽兒科醫護人員的心聲，透視兒科的現實與困境。

●南方日報記者 曹斯 見習記者 黃錦輝

漩渦

他總是在堅守，懷疑堅守，跳出懷疑，又繼續堅守，也還會再懷疑……“嗨，這就是兒科嘛！”

“就這么干了30多年了。”中午1：30分，門診終于節奏稍慢下來，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兒科主任醫師李宏說，“不知道怎么就堅持下來了”。

他總陷入一個漩渦——懷疑堅守，跳出懷疑，又繼續堅守，也還會再懷疑……“這就是兒科嘛！”李宏說，許多同行有同感。

最近，他們也許正處在職業忠誠度的波谷期。

2017年底到2018年初，兒科幾乎被流感“包場”。1月9日，天津海河醫院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集體病倒，導致該院兒科停診；前不久，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兒科也貼出這樣的提示：急診醫生重感冒，近乎失聲，特意將需要注意的事項列在下面，請各位家長拍照保存……

回想起2016年廣東各大醫院兒科的停診風波，還有2011年同樣發生在廣東的“錄音門”，歲月的歷練，不僅讓李宏看到了更多臨床上的“大場面”，也更體會到職業的艱辛。

1月4日，正值流感高峰，珠江醫院兒科門診人頭攢動。尖叫聲、哭鬧聲……保持安靜的準則在這里徹底失靈。長期身處在高分貝環境下，部分兒科醫生說他們甚至出現聽力遲鈍的癥狀。護士長趙宏心態倒好：“就當這些聲音不存在好了。”

中午12時許，兒科主任王斌診室外還有大量候診家長。他們大多神色焦灼，有人還沖入診室問：“到我了嗎？”

孩子生病，全家焦慮，對兒科醫生來說早已不是新聞，也是他們必須面對的日常。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兒科急診醫生林慧玲選擇這個學科時就做好了心理建設：“人人都說兒科是啞科，因為孩子不擅長表達。更多時候，家長也說不清楚，只能干著急。孩子是父母的寶貝啊。”

更讓醫護人員頭疼的是陪的人太多，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兒科診室總是人滿為患，醫護人員常常要承受你一言我一語的“吐槽”。

“打我的沒怎么遇過，罵我的還真的不少。”回憶過去8年，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兒科醫生張蓉（化名）苦笑了一下。

她很多時候嘗試換位思考來紓解自己的情緒：“說實話，不少家長缺少護理知識，沒有感染指征也要求醫生給孩子輸液。而且，兒童患的90%疾病是不需要看急診的，可大人著急啊！”

在“過來人”李宏的印象中，這場家長與兒科醫生之間的信任危機在上世紀80年代并沒這么嚴重，“個人感覺，上世紀90年代，醫療開始市場化，大環境也就變了”。李宏說，他也被家長錄過音，他當時說：“你再錄我就不說了。家長是否信任我們，一下就能看出來。我們最怕不相信醫生的家長，他們總用各種說法來質疑我們的判斷。”

實際上，即使沒有溝通難的問題，驚人的接診量也足夠讓人心力交瘁。

張蓉說，平日兩三個醫生出診，兒科日均門診量可達800人次。在最高峰時，她門外有接近80位家長在排隊，走廊都透不進來風。太累了，放慢節奏來看病根本不可能，后面還有大批人在排隊。

流感爆發以來，珠江醫院兒科門診量陡升。王斌說，2018年元旦后一周，兒科日間平均門診量約達600人次，夜間平均門診量則達160多人次，大大多于其他科室。每到飯點，不少醫生只好將飯帶回診室，關起門來，站著扒兩口。

張蓉曾不止一次想過逃離，尤其是想到家庭，她覺得有些慚愧，工作時間長沒多少時間陪孩子。李宏也說，女兒早已習慣他爽約。

更多兒科醫生覺得，他們收入偏低，晉升不易，技術價值難以得到體現。

在張蓉看來，兒童不是成人的縮小版。他們往往病情發展快，用藥劑量有不同的標準。但目前仍有些收費不合理，造成救治的患兒越多、醫院虧損越嚴重。

李宏說，不少綜合醫院的兒科是相對邊緣化的，因為不賺錢，醫院就不投入，惡性循環。“兒科用藥少治療費上不去，小孩不配合治療難度大。付出沒有相應的回報，得不到相應的尊重，就想走。”

選擇

堅守和逃離這兩種力量在較勁。孩子們是他們堅守的動力，轉身后他們中的許多仍選擇到兒科私立診所

李宏總被堅守和逃離這兩種力量拉扯著。

上世紀80年代，畢業留校時，他主動選擇兒科，填寫理由是“我喜歡兒童”。他沒料想到，后面的道路這么難。

李宏受實習帶教老師的影響很大。“她是兒科醫生，會親自抱著孩子給孩子做檢查。”恩師對孩子視如己出，耳濡目染，李宏下決心要成為一名兒科醫生。

剛入行時，珠江醫院兒科實力仍較薄弱，李宏曾因失落打起了退堂鼓。心態在他入職半年后就發生了變化。

那是1986年夏天，輪值急診的他接到一通電話，要出車到海珠區紅十字會醫院，搶救一名心跳呼吸驟停的女童。

到場后，李宏得知小患兒發燒、抽筋，隨后，還呼吸心跳驟停。他當即進行口對口呼吸，同時對她做了胸部按壓，經過十多分鐘的不懈努力，女孩終于醒過來。

彼時，珠江醫院仍屬部隊醫院。在返程的救護車上，李宏發現身上的穿軍裝都濕透了。“可一點不覺得累，反而挺有成就感的！”他回憶。

再后來，李宏救治了更多的孩子，給了更多家庭希望和安心。“支撐我干下來的還是病人。患兒康復時的喜悅，孩子們天真的眼神，都是我堅守的動力。當年找我看病的孩子有些業已長大成人，有了下一代，他們帶著孩子來看病，又找我，真有意思。”李宏感慨。

李宏很喜歡跟孩子待在一塊，因為“孩子身上最自然的狀態會讓人忘掉煩惱”。

供職于一家私立兒科診所的肖雪醫生對此深有同感。“我只是換個地方與孩子相處。”幾年前，她從廣州一家公立醫院離開。如今，她的工作節奏變慢，讓她有更多機會參與孩子的成長。

在這里，她曾接診胎齡30個月的早產兒。“出生時體重僅一千克多，肺部發育不好且有感染。”為保障寶寶健康成長，她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制定個性化隨訪方案，外加兩年的兒童保健方案。

肖雪說，若留在公立醫院，這些做法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每天“忙得跟機器似的”，半天看40個號，平均問診時間有限，只能解決最緊急的問題。不可能從容應對，深入交流。

2017年5月發布的《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基礎數據）》（以下簡稱“白皮書”）顯示，最近3年，中國兒科醫師流失人數為14310人，占比10.7%。其中，35歲以下醫師流失率為14.6%，占所有年齡段醫師流失的55%。

一方面，兒科醫生在流失；另一方面，兒科醫生的招聘非常困難。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兒科的李冰肖醫生曾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在面試醫學生時，她發現沒有一個主動報兒科。“問一個學生愿不愿意服從調劑，他說反正除了兒科，其他科室都可以。”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兒科年年填報招人計劃。“好不容易招收幾個人，過兩年就全跑了。所以，兒科兜兜轉轉都是老面孔，看不見新鮮血液。”張蓉說。

招不來人，留不住人，退休醫生仍出診，這三句話形象說明了當前兒科醫生極度缺乏的現狀。

在珠江醫院兒科門診，80多歲的退休醫生仍在堅持出門診，緩解人手緊缺的難題。“無奈啊，不得不請老前輩出馬。”趙宏說。

白皮書顯示，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已超過20萬名。當前中國兒科醫生總數約為10萬人，卻要服務2.6億個0—14歲兒童，平均每2000名兒童才能擁有1名兒科醫生。

破局

恢復兒科專業的本科招生是解決辦法之一，但根本辦法還在于改善醫生待遇

一場突如其來的流感，便給中國的兒科帶來不小的風波。兒科之困，如何破局？

有業界人士提出，要從源頭上解決困境，招收培養兒科醫學生。在他們看來，兒科醫生短缺隱患早在1998年就埋下了。1998年教育部為拓寬專業面，決定自1999年起停止招收兒科本科專業，而以臨床醫學專業招生，兒科學則成為臨床醫學專業其中的一門課程。

自此，兒科醫學生暫別歷史舞臺長達18年之久。隨著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逐漸顯現，國家衛計委出臺政策，自2015年起，在醫師資格考試中，對兒科降分錄取。2016年起，包括廣州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等八所高校恢復招收兒科本科專業，從培養的源頭開始壯大兒科醫生隊伍，力爭到2020年，使我國兒科醫師達到14.04萬人以上，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醫師數從目前的0.53人增加到0.6人。

但另一種聲音認為，兒科本科停招并非導致兒科之困的根本原因。停止招收兒科專業，將兒科學融入到臨床醫學生的基本課程中，能大大擴展醫學生的知識基礎。放眼全國，除口腔科外，國內尚沒有任何醫學院單獨設立內科、眼科和外科等本科專業，但是這些科室的發展均未出現兒科發展的瓶頸。

兒科“冷”的背后，是因為這一學科效益低，風險高，疑難雜癥多，費力不討好，導致醫學生望而生畏。恢復兒科專業的本科招生是解決辦法之一，但根本辦法還在于改善醫生待遇。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主任夏慧敏也說：“行業要留人，關鍵在于提升薪酬水平，同時提升兒科醫生的服務價格。”

張蓉說，在私人診所，醫生的診金約為300元，甚至更多。在公立醫院，醫生診金不足50元。

2016年起，諸多激勵性措施相繼出臺，以解決兒科醫生短缺之困。

在2016年9月下旬，廣東省衛計委專門起草實施了落實六部委《關于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精神的相關方案。 方案規定，對于6歲及以下的兒童臨床診斷中，有創活檢和探查、臨床手術治療等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醫療服務項目，將加收不超過30%費用，調整后的醫療費用按規定納入醫保報銷范圍。同時，廣東還通過設置兒科崗位獎勵金制度、鼓勵醫學院校開設兒科專業、擴充重癥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中心三大舉措來緩解兒科醫生緊缺。

為了培養兒科人才，2016年2月，廣州地區出臺委托高校“訂單式”定向培養兒科醫生，啟動兒科等緊缺醫療衛生人才建設專項計劃，穩定并充實婦幼醫療保健人才隊伍，并探索建立基于床位對兒科進行專項補助的補償機制，建立科學的績效考核制度保障人員待遇。

對此，廣東省衛計委原巡視員廖新波曾在接受采訪時稱，廣州“訂單式”定向培養兒科醫生也許是一個解決兒科醫生“適銷對路”的辦法。它與美國兒科醫生的培養異曲同工，是在讀完“全科”后，從住院醫生時開始選擇專科與定向。也就是說，在接受兒科醫生住院醫生訓練后，學生將以兒科全科醫生身份工作一段時間，此外還將接受專科培訓。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也推出了諸多措施來解決醫院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如作為高校附屬醫院，他們連續三年對兒科博士生分配名額予以傾斜，為兒科注入新血液；合理調整出診時間，控制兒科醫生的工作量，確保兒科醫生得到充分輪休時間；在兒科就診區加強管理，增添安保人員和導診員，確保兒科就診秩序，讓兒科醫生安心出診；提升兒科醫生收入，調整他們的績效考核方案，設立專門的兒科醫生補貼，留住兒科醫生，改革兒科醫生職稱評聘標準，為年輕兒科醫生搭建職業發展平臺，打消后顧之憂。

還有一個觀點認為，考慮到兒科醫生門診量大，臨床任務重，應將他們從科研的限制解脫出來，為他們開設一條晉升的綠色通道，即不以科研成果論高低，而是重視臨床效果，用病人反饋說話。

無論如何，李宏打定主意堅守。在女兒高二那年，他甚至想引導孩子選擇兒科專業。“她原本不排斥，跟著值班醫生上班一天，覺得太累就不愿意了。但她還是很崇拜爸爸的，覺得能救死扶傷，甚至‘無所不能’。”

不過，李宏科室另外兩位教授的“醫二代”都下決心接過長輩的衣缽，選擇當一名兒科醫生。“這還是份不錯的職業。我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也能積德。而且，醫療有很多未知領域，有需要破解的難題，能滿足我在事業上的成就感。”李宏說。

延伸

求醫記

——“急診也要輪候，這次我們等了3個小時”

流感爆發期，免疫力低下的兒童容易中招，出現頭疼、嘔吐、發燒等臨床癥狀。3歲的小澤也不例外。

日前，小澤被父母帶往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就醫。“急診也要輪候，這次我們等了3個小時。”

往日，小澤媽媽王羽（化名）在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看病是采取預約制，即看即走，減少等待時間。可碰上突發的疾病，王羽扛不住壓力就只好來掛急診。

在兒科急診看病，難為的不僅是家長，還有兒科醫生。相比于成人，兒科醫生光是問診就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充分了解家長、孩子的訴求。在測量體溫、查體后，兒科醫生會建議兒童進行抽血化驗，以保證診斷正確。若有必要，醫生會叮囑家長帶兒童來復診，以免發生藥物的不良反應。

談及在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的就醫體驗，王羽則說，許多醫生會耐心問診，查問兒童服藥史。但相比于私人診所，始終“問診時間還是短了些”。

王羽說，小澤2歲前身體一不舒服，他們便帶他去私人診所看病。“私人診所醫生會更耐心一些，問診時間更長。除了看病以外，還會教授一些兒童保健知識、建立兒童健康檔案。”

但是，隨著小澤逐漸長大，免疫力增強，王羽對他的身體更有把握，再加上私人診所診金昂貴，讓他們轉向公立醫院。

“我們之前看的私人診所，診金是1200塊，若是看夜間急診，診金則要翻倍。這比公立醫院貴了整整幾十倍。”王羽說。

如今看得多了，王羽在呼吸科、內科有了熟悉的兒科醫生。若不是情況緊急，王羽通常會找他們為小澤看病問診，因為相熟兒科醫生對孩子身體狀況、病史、藥物史更為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