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馴養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遠遠超出刑法文本”，屬于“擴大解釋”，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本身相抵觸，“有違立法本意，不應適用”。因此，一審判決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系適用法律錯誤。

男子出售6只鸚鵡被判5年

徐昕表示，即便認為某些“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確有保護必要，也應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進行明確規定。諸如大熊貓、華南虎、朱鹮等較為特殊的“馴養繁殖”野生動物，其物種存續高度依賴人工馴養繁殖，數量極少，確有通過刑法保護的必要，但按照這一標準，自我繁殖能力較強的鸚鵡不應在此列。“這類案件最大的問題就是，立法與司法解釋存在問題。比如，《動物案件解釋》將馴養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 聲音

專家：更新珍貴瀕危物種名單值得研究商榷

關于“鸚鵡案”，法律界尚有不同意見。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撰文指出，王鵬作為一名鸚鵡愛好者，具備鸚鵡人工繁殖和飼養技術，還經常與網友交流飼養心得，卻辯稱不知道所養鸚鵡是國家保護野生動物不合常理。

此外，金澤剛認為，在刑法中，一個人實施了刑法禁止的行為，卻沒有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被稱為違法性認識錯誤。但是，無論是基于刑事政策還是法律的明文規定，違法性認識錯誤幾乎不會影響刑事責任的認定。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秦天寶指出，部分被納入珍貴、瀕危物種名單的野生動物經過人工繁殖、合理保護等手段，其數量和種群已經大大超出了保護的范圍，此時是否對珍貴、瀕危物種的名單進行更新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但這種修改或更新是要通過立法環節、而非司法環節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