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作另有題名為“敦煌佛爺廟偶成”，也點出了“戈壁中之小廟”所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說的是1943年春，夏鼐參加了第二次西北科考團，從李莊研究所出發，整整六十八天后的5月19日，他們才抵達敦煌。佛爺廟距敦煌縣城十五公里，5月30日入駐，7月30日因酷暑撤離到千佛洞，科考團在佛爺廟住了整整兩個月。寂照寺在四川彭山，是之前史語所和中博院合組的川康古跡考察團發掘漢代崖墓之地，兩人年輕時有峨眉山做伴同游之舉，此詩有相思之意。

老同學聊些什么？得說說畢業后的經歷。“自從清華畢業后，改搞冷門”，說的是一樁往事。夏鼐1934年自清華歷史系畢業，論文方向是“清代長江中下游田賦問題”，后刊登在1935年第十卷二期的《清華學報》上，題為《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此文下了大工夫，他也因此對近代經濟史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畢業前夕，系主任蔣廷黻與夏鼐深談，蔣以為進研究院更好，但夏鼐又考上了清華的庚款留學，然而卻是考古學專業，這讓他十分糾結。

1935年3月，在李濟的安排下，夏鼐以實習生身份參與了梁思永主持的安陽殷墟西北岡墓群發掘，其間并不愉快，日記中記載了心緒：“無疑的，我是不適宜于田野工作的，這不是指體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習慣而言，我的素養使我成為書呆子，關于統治工人及管理事務各方面皆是一個門外漢，勉強做去，未必見功，可是這有什么辦法可想呢！”當聽聞留美專業中有經濟史一門時，他人心思動，托人多方打聽。

5月初吳晗來信，談及與梅貽琦校長的接洽，“梅意見如欲考經濟史，則必須放棄考古學，因兄為本校學生，如一通融，必將引起各方責備及糾紛也”。眼見已無回旋余地，好友建議“事已如此，為兄計只能咬牙硬干，如拋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尋生路，畢竟不大妥當也”。5月8日接王栻來信，“仍是說梅校長堅決拒絕我無條件的投考經濟史”，5月14日，夏鼐接到梅校長的來信，殊無二致，“我恨不得賭氣拋棄考古學，但是仔細一想，卻又不敢，我只好任命運的擺布了”。于是5月20號給梅校長寫信，表示接受考古學的安排。夏鼐沒遂蔣廷黻的愿，王栻倒是進了研究院，畢業論文為《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當然，成為蔣氏門生是福是禍，當年完全不可預見。

老同學聊些什么？還得說說近況。比如，正火熱的“文物外交”。雖不如之前的“乒乓外交”名頭大，但文物也為破冰出力甚大。1970年前后是地下文物井噴式大發現的開始，1968年河北滿城出土“金縷玉衣”，1969年甘肅武威“馬踏飛燕”面世，1971年7月，周恩來批準了郭沫若《關于到國外舉辦“中國出土文物展覽”的報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覽籌備小組，夏鼐為成員之一。展覽正在籌備，1972年初的長沙馬王堆，4月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又接踵而至。1973年5月8日，1949年后首個文物出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在巴黎開幕。6月8日，另一批展品相繼在東京和京都展出。而信中所稱“洋務”“受洋罪”，對當朝外交政策近乎戲謔，在日記中是絕不會出現的，但可見諸私信，由此也能察覺“文革”后期控制的松動。

心中還特地提到了何炳棣，語氣并不是那么客氣。何炳棣1938年畢業于清華歷史系，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1966年獲選中研院院士，實為不折不扣的晚輩。何氏第一次歸國是1971年10月，《夏鼐日記》未記，應是尚未謀面。而何氏第一次出現在日記中，已是1974年7月13日，接連兩日，夏鼐都在閱讀何氏《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為何有此舉動？接著看日記，7月15日，“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報告會及座談會，讓安志敏等同志去聽”。

何教授年初刊發雄文《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參考消息》分五次連載，聲譽正隆，這是他的再度訪華，但雙方仍未晤面。 1977年8月13日，何氏第三次訪華，改由旅游局接待，夏鼐去接了機，并于次日陪同去帥府園吃了烤鴨。這次接待規格就更高了，8月20日在人民大會堂，鄧穎超副委員長接見了何炳棣夫婦，夏鼐也得陪同。直到9月2日，旅游局在豐澤園設宴送行，何氏此行方告結束。

1977年國慶節，夏鼐整天在家閱讀何氏《東方的搖籃》，讀到仰韶時代已有文字，“乃是臆說，不足信也”。次年7月5日，得知院圖書館新到西文期刊《美洲東方學會雜志》，其中有張光直對何氏《中國文化的搖籃》的批評后，夏鼐當日前往一睹為快。1985年何教授又來了，社科院出面宴請，作陪的有夏鼐、胡厚宣、張政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