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王希孟

王希孟曾經是這個畫學中的一員，《千里江山圖》卷是他存世的唯一之作。該圖卷尾有蔡京的跋文：“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可推知王希孟生于1096年。不過，畫學本應向翰林圖畫院輸送人才，王希孟卻未能如愿，很可能是未能通過入院考試關，故不得不改行應召去中央文書庫管理稅務檔案。

他如果要想改變命運的話，只有屢屢作畫通過蔡京呈獻，才能引起徽宗的關注，但他多次所獻之圖，均尚欠工致。徽宗見王希孟如此執著且有慧根，乃可造就之材，于是親自教授。在1112年底至1113年初，不到十八歲的王希孟力戒欠工致之弊，繪成是圖，宋徽宗頗為嘉許，將是圖賞賜給了蔡京。于是才有了蔡京的題跋，使今人得知王希孟極為簡略的身世。據清初宋犖在《論畫絕句》所云，王希孟夭亡于二十歲出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恭繪成如此高頭大卷，可見用功之勤，耗盡了他的心血，小畫家對自然山川的摯愛之情化作數丈余丹青，一切盡在無聲之中。

畫中一座座突兀的高山大嶺佇立在大江大湖邊，山勢雄秀，群峰簇擁主峰，據考證，類似這樣的地質地貌，極可能是贛北鄱陽湖與廬山。全圖系傳統的散點透視，群山均非概念化的排列，經過總體把握和周密布局，由七大組群山組成，像是某個具體地域的山勢作橫向展開，重現七次，每組都將主峰和諸多輔峰組合起來，如同一座座山島矗立在江邊湖畔，形成互有聯系的“島鏈”。這種觀察、組合群山的方式與畫家在江南的生活體驗有關。卷首第一組為序曲，該組和第二組之間以小橋相接，第三組和第四組之間以長橋相連，最高的主峰似廬山漢陽峰在第五組，拔地而起，成全卷的高潮。最后一組如同音樂的尾聲，節奏感十分鮮明。每一組群山不是作簡單循環，都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如變換山體造型、增換瀑布和溪流以及建筑群，如同樂曲中的“變奏”。

全卷系大青綠山水，主要用石青石綠，淡色渲染高空和水面，在山腳和半空露出絹本的底色，頓顯晨光燦爛之感，全幅構圖景象開闊，取用傳統的散點透視法，其構圖向左右橫向展開全景式大山大水，氣勢宏大。每個段落都將主峰和諸多輔峰組合起來。畫家將廬山雄偉壯觀的景象與鄱陽湖蒼茫的水勢和曲折的灣流融合為一體，縱覽全圖：群山涌動，恰似蒼龍滾地；江河流淌，猶如平鏡映天。圖中的臺榭樓閣和橋亭、村落、寺觀等建筑類型以及船舶等均十分豐富，與自然山川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視覺重點，如長橋臥波、松巒書院、山塢樓觀、松濤藏扉、柳浪漁家、高臺望月、臨溪草閣、平沙泊舟等。人物的活動大多圍繞著水面展開，以白粉點綴，頗為鮮明，如平江待渡、亭橋觀流、輕舟蕩漾、江上漁隱等等。表現了北宋畫家郭熙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境界。

“孟詩”之典

按照徽宗招考畫家入翰林圖畫院的慣例，通常要以唐詩來命題作畫，根據《千里江山圖》卷的總體氣勢和諸多細節，查遍北宋以前吟詠廬山的詩詞，與該卷畫意最接近的是唐代孟浩然（689年-740年）的五言詩《彭蠡湖中望廬山》。

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黯黮容霽色，崢嶸當曙空。香爐初上日，瀑水噴成虹。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寄言巖棲者，畢趣當來同。

鄱陽湖古稱彭蠡湖，這是孟浩然于736年出差揚州途經鄱陽湖時的晚年之作，當時他在張九齡的幕府里。畫家不是單純地圖解孟詩，在畫中的“太虛”里激昂出“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的“崢嶸”氣度，也鋪寫了一片在“天風”下“渺漫平湖”的鄱陽大澤，高山平湖在造型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顯露出畫家立足于湖畔仰觀“匡阜”的角度，十分切合詩意。

該詩是從晚間的“月暈”寫到“曙空”“香爐初上日”。詩中有色彩：“黯黮容霽色，崢嶸當曙空”，畫家為明亮的“霽色”和暖暖的“曙空”做足了功夫，青綠山水的色譜最適合鋪染“霽色”，青色染足了高聳著的山峰，以顯“黯黮”和“崢嶸”；用花青通卷淡染天空，在天際邊通卷留空，露出一道暖黃的絹色，恰似曙光初映。圖中所繪時節極為細膩，宿雨晨霽，“香爐初上日”，昨晚的雨水匯成流溪，加快了水磨的運轉，一條條“瀑水噴成虹”。

畫中的人們在清晨開始忙碌了，如詩中所云：“掛席候明發”，有船已經揚起席帆，還有灑掃庭除的童子、駕舟趕船的乘客、下山趕集的樵夫、上山遠行的駝隊等等。早起的隱士們則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悠閑之態：溪堂客話、橋亭臨流、空齋獨坐、會友觀瀑……表達了詩人羨慕廬山高士的隱居生活：“寄言巖棲者，畢趣當來同。”孟浩然十分崇敬曾隱居于此的東漢隱士尚長和東晉高僧恵遠等：“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

這是一個十七八歲少年的初作，在他之后，幾乎沒有一件青綠山水畫的氣勢達到如此不凡的境界，畫家在技法上提高了青綠用色的鮮亮度，對元明畫家作青綠山水起到了十分重要典范作用。該圖為歷代畫界所重，為乾隆皇帝《石渠寶笈·初編》著錄，1922年溥儀以賞賜溥杰的名義盜走該圖，抗戰勝利后失蹤，解放初在北京的文物市場露面，被古董商移交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今國家文物局），1953年撥交故宮博物院，結束了它的歷險生涯，在武英殿書畫館安然地展示于天下。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