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如同其他諸種消逝在時光中的老手藝一樣，手工碑刻工藝也隨著“陳云亭鐫碑處”的關張、匠人的故去或轉行而湮滅。和機器相比，一刀一鑿的手藝顯得太“慢”了，但普通人陳光銘也無法扭轉和改變這越來越快的時代。然而他希望，至少能讓后人知道這個行當曾經存在過、知道那些匠人們曾經是怎樣工作的。

退休后，陳光銘一邊發揮余熱在首都博物館和恭王府做志愿者，講述“碑刻世家”的工藝和故事，一邊也努力了卻一樁心事，就是追尋家族的“碑記”，尤其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碑的下落。這是牽連起這個老人、這個家族和北京城的紐帶，不唯是精神的，也是實質的。

琉璃廠有個“陳云亭鐫碑處”

在金臺北街的家里，陳光銘一角一角地揭開一方黃色綢巾，“圖窮匕見”，露出三件令人陌生的工具。每一件都不大，呈玄鐵色，拿在手里卻都沉甸甸，極有分量。這是父親陳志敬留給他的刻碑工具。陳光銘認真地在每一件上貼了標簽，鋒刃呈方頭的是“鑿子”，呈細頭的是“針鑿”，通身扁平的是“拍子”。

用來對抗高大而堅硬的石碑的，竟是如此簡單質樸的器具，著實令人有些意外。但陳光銘說，這便是全部了，有這三樣就足以工作。“是這樣的——”他演示起來，左手握著鑿子，鋒刃朝下，右手則拿著拍子，輕輕敲擊鑿子的頂端，發出叮叮當當的清脆聲響。鑿子和拍子配合著，靠手的力量，沿著一條直線向左行進，仿佛在空氣里刻出一個穩穩的橫。至于針鑿，則是用于刻出最細微的筆畫末端。

三樣工具被曾經的主人摩挲得光滑，顯出一種滄桑。陳家幾代人的歷史，也這般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陳光銘的曾祖父叫陳仁山，祖籍河北，1874年到北京，落戶琉璃廠。琉璃廠，這個如今所稱的“古文化街”，當時卻是京城乃至全國碑刻藝術的圭臬所在。這一淵源可以溯至清乾隆十二年（1747），當時朝廷為編刻《三希堂法帖》，從全國各地層層選拔來了眾多掌握摹、刻、拓工藝的碑刻藝人，來京從事這項巨大的工程。《三希堂法帖》凡刻石495方計9萬余字，歷時五年，部分碑刻藝人完成任務后，留在了其時文化產業發達的琉璃廠，成了琉璃廠碑刻藝術的淵藪。

陳仁山將手藝傳給了兒子陳云亭，陳云亭則青出于藍，在清末民初之際，于東琉璃廠路南261號掛起了“陳云亭鐫碑處”的牌匾，匾上的字還是由清末翰林愛新覺羅·寶熙題寫的。陳云亭又把手藝傳給了三個兒子、兩個內侄和兩個徒弟，是這個碑刻世家承上啟下的人物。

陳光銘小心地取出一幅名為“針砭銅人圖”的石刻拓片，字跡清晰，字體端秀清麗，落款處標明“光緒丁未年（1907）十一月朔 北京陳云亭雙鉤勒石”的字樣。不唯文字，還有人體前后左右四面的穴位圖，皆脈絡清晰。石碑上有清朝官吏的署名，陳光銘猜想，大概極有可能是為清朝皇家太醫院刻的。這是他發現的陳家最早的石刻作品，當時祖父陳云亭才22歲，就已經在京城碑刻業創出名氣了。他在一本北京圖書館（現國圖）館藏北京地區拓片目錄的精裝書里，看到許多頁都有祖父陳云亭的名字，感到頗為驕傲。

民國初年，琉璃廠先后有過四家有名的碑刻店鋪，除了“陳云亭鐫碑處”，還有龍云齋、翰茂齋、文楷齋三家。可惜到了20世紀30年代，受戰爭影響，其余三家均關門歇業，惟陳家還維持營業。而到了1954年，傳了兩代、碩果僅存的“陳云亭鐫碑處”，也因沒有了活源而被迫停業。

“打那以后，現在京城能按傳統手工技藝刻碑的人幾乎沒有了。”陳光銘想起來難免傷感。他曾在琉璃廠261號“陳云亭鐫碑處”度過了漫長的童年，也伴隨和目睹了它的消失以及一種技藝的蕭條與消亡。

碑刻匠人的“功夫”

很多人以為，碑刻是石匠干的活。陳光銘卻正名道，二者不是一個行當，“他們是建筑行業范疇，我們純粹刻字，是做書法藝術的。”他還專門寫了一篇《石匠與碑刻藝人的區別》來作以闡明——首先，二者的祖師爺就不一樣，石匠的祖師爺是魯班，碑刻藝人則拜的是掌管士人功名祿位的“文昌帝君”。

“在過去攝像、印刷、照相很不發達的情況下，書法家的藝術只能通過刻碑、做拓片來展現。學習書法，也只能靠拓片。刻不好的話，就會敗壞書法家的名譽。所以碑刻藝人不是會鑿石頭就行，還需要懂點書法。”

碑刻藝人有一套嚴格細致的工藝流程，分摹、刻、拓三部分。陳光銘拿起一片紙，比劃著演示了陳家家傳的工藝。

摹，即是把紙上的字“挪”到石碑上，這是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匠人先要用砂石把石頭磨平，再用細沙石磨光，然后在石面上刷一層墨。陳光銘解釋道，這是因為石頭發白發灰，刷墨后表面和內部能夠有色差，更加便于干活。墨干后，再用熔化的蜂蠟在表面涂一層，并用牛角片刮平，只留薄薄的一層。這些手續很費工夫，但也才是剛剛開始準備工作。

接下來的工藝才是最關鍵的。匠人將棉連紙（亦稱連史紙）浸泡在稀釋的桐油中，浸好后拿出陰干，之后紙便呈半透明，又有極好的韌性，可用來摹寫。將這張油紙覆蓋在需要刻碑的文字上，用畫工筆畫所用到的極為纖細的蟹爪筆或須眉筆，透過油紙在字的邊沿進行“雙鉤”。“雙鉤”聽起來簡單，其實不然，筆畫必須粗細均一流暢，并緊貼字的邊緣，松一點緊一點都不行。“鉤”好這一面，再將油紙翻個面兒，用細筆蘸取朱砂，在背面沿著先前“鉤”好的字再“鉤”一遍。隨后，將帶朱砂的一面鋪在石碑上，覆上毛氈，用木槌輕輕敲打，使得石碑上的蜂蠟均勻地“吃”進朱砂的顏色，又不會讓朱砂洇開。這時，“摹”的工序大致就完成了。但匠人們思慮的極為細致，為了防止工作時不小心蹭到朱砂，使得前功盡廢，還會用豬皮膠或魚皮膠在每個字上輕撣一下，生成一層“保護膜”。

摹好了，就進入刻的流程。這時出場的便是鑿子、針鑿和拍子。動作看似簡單單調，但手底下出來的活不能含糊：筆鋒要對，邊緣要光滑，而且每個筆畫的“槽”要居中，兩邊的坡度要一致。有經驗的匠人們還有一條訣竅——刻的時候，先刻橫、撇、捺、點，所有豎都是轉過90度，當橫來刻，不然直接刻豎的話，工具和手會擋住視線。

刻畢，便可以拓了。一般來說，拓分為“烏金拓”和“蟬翼拓”，烏金拓墨澤厚重，蟬翼拓則墨色通透淺談，猶如蟬翼。“以前我們家都是烏金拓，字是白的，字外頭黑亮黑亮，和煤一樣。但現在北京烏金拓的很少了。”

對于一個合格的碑刻藝人來說，摹、刻、拓的全套精細工藝都需要掌握。這要求很高，因此也使得碑刻藝人的學徒期很長，學成率不高，學好了更難。

開國大典前的日日夜夜

1949年9月23日，剛剛開過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沒幾天，琉璃廠261號“陳云亭鐫碑處”來了幾位來自政協的客人，提出要刻一塊碑，大約一百多個字。但有兩個要求，一是趕9月30日前必須完成，二是因為碑文是中央領導親自撰寫的，必須保證質量。

當時陳光銘的父親陳志敬還不知道這塊碑要做什么用，但隱隱覺得是個光榮的任務，便應承了下來。但這一應承，其實頂著巨大的壓力：按照碑刻藝人的慣例，一人一天刻不了10個字，連選料、加工帶摹刻，這幾乎是將近一個月的工作量，一周時間著實緊張。

事不宜遲，陳家人連夜干起來，來不及選料，只好把家中一塊舊碑石磨平、磨光，母親、哥哥和年僅十歲的陳光銘也都全部上陣。第二天，碑文送來了，內容是：“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這幾段文字，人們后來都極為熟悉——1958年，這座由毛澤東撰文、周恩來書丹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成為首都北京的一道風景。而“陳云亭鐫碑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匆匆接的活兒，是刻一個它的奠基碑，用于9月30日的奠基典禮。琉璃廠陳家，由此成為第一個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文字的普通人家。

時間緊迫，父親陳志敬和二伯陳志信兩個人伏在碑前，夜以繼日地工作著，哥哥累了弟弟上，弟弟累了換哥哥，歇人不歇馬，直到29日晚上，終于順利完成了。9月30日清晨，父親借了一個街坊的板車，把刻好的碑裝進去。又怕在路上磕碰壞，還專門從家里拿出一條被子，裹在石碑上。30日下午6時，奠基儀式正式開始，毛主席宣讀了碑文，并和代表們一一執锨鏟土，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

第二年，陳光銘有一次和同學在天安門廣場玩，在千步廊墻根底下，看見了這塊無比熟悉的奠基碑。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看見它，再也不知道流落到了哪里。

1998年退休后，陳光銘動了念頭，想重新尋找這塊對陳家來說意義重大的奠基碑。找了好些年、好多個地方，終于在北京檔案館找到了一冊1953年印制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手冊》，里面有一張奠基碑的拓片影印件。他想復印一張帶走，但按照檔案館的規定，復印這張影印件需要200元，相當于當時他半個月的退休金，只好遺憾作罷。

但這還是給陳光銘留了一條線索。他想到，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當時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主要設計者，他們所在的清華大學或許也有這本設計手冊。于是，他前往清華大學建筑學院，但一開始，學院的工作人員也沒能找到。情急之下，他想起了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請求工作人員打電話問問林洙。林洙當時已將近80歲，肯定地說有，并清楚地說出在資料室的哪個資料柜第幾層內。按圖索驥，果然在那里。這里復印一張只需5角錢，陳光銘喜不自禁，復印了好幾張。

對照現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碑拓片上的文字有細微的差異。首先，碑文的標題由“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改作“人民英雄紀念碑”，其次，落款處將“（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敬立”改作“建立”。

陳光銘將這張珍貴的拓片仔細地裝在一個透明的封套里。奠基碑依然杳無蹤跡，但這張拓片，為他的追尋畫上了一個不算完美但足以令人欣慰的句號。

200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籌拍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長安街》。編導畢瓊找到陳光銘，讓他“出演”刻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碑的角色。短短一分鐘的鏡頭，用了將近半個小時才拍成。影片中的光披拂著歷史的溫潤質感，陳光銘戴著黑框眼鏡，著一身藍長褂，手中的鑿子和拍子正以他最熟悉的姿勢在碑面上游走著。他扮演的是當年他的父親陳志敬，或者也可以說，是陳家每一位刻碑匠人。

最后一件作品

“陳云亭鐫碑處”的最后一件作品，是廣渠門內的袁崇煥祠碑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手工刻碑的需求越來越少，沒了活計，父親陳志敬只好轉了行，去印刷廠鑄鉛字。雖然“陳云亭鐫碑處”的匾額還在，但早已經不刻碑了。

陳光銘記得清楚，1952年的一天，一位老先生登門找陳志敬。當時他才13歲，留著看家，對老先生說父親去印刷廠了，現在給人做臨時工。老先生說，不行，你得去把他找回來。陳光銘連忙跑到廠里叫回父親，老先生隨后對父親說：“我這個碑文絕不能拿給石匠去刻，你就是退了印刷廠的活兒，也要回來刻這個碑文，按藝術品來加工。

這位老先生，正是擅長書畫的名士葉恭綽。拿來的碑文，便是由李濟深撰文、葉先生書丹的《重修明督師袁崇煥墓碑記》。葉先生熟悉京城碑刻技藝，以前寫的碑文都要送到琉璃廠找碑刻藝人鐫刻，而今陳家是惟一一家用傳統工藝鐫刻碑文的了，難怪他如此心切。

后來，陳光銘才了解到，當年按照北京市政建設，市區內的墳墓全部要遷往郊區。李濟深、章士釗、柳亞子和葉恭綽四位老先生聯名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對袁崇煥祠墓給予保護，以教育后人。毛主席批示北京市長彭真，表示尊重老先生們的意見，袁崇煥墓方才保留下來。陳志敬被葉先生的一番真情打動，退掉了印刷廠的活兒，回到家里，完成了這塊碑記的鐫刻任務。

“這既是父親的收官之作，也是陳云亭鐫碑處的收官之作，也是琉璃廠碑刻藝術的收官之作。”陳光銘感嘆道。

困于手工碑刻式微，陳志敬并未把手藝傳給兒子，這門祖傳的技藝就此斷了。這當然脫離不了時代的原因。和機器刻碑相比，精雕細刻的手工刻碑工期又慢、成本又高，漸漸難以生存。更重要的是，這個行業在歷史上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皇家、達官貴人，無法進入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常需求。而刻碑匠人只能“來件加工”，需求沒了，行業自然也就沒了。

作為大名鼎鼎的“陳云亭鐫碑處”的后人，陳光銘對此頗為遺憾，但他也深知，時代向前，這一行很難復興。“我想我能把過去手工碑刻是怎么干的，留給后人就可以了。如果不留，后人都不知道北京那么多碑過去是怎么刻的。

這些年，他受邀在北京許多的博物館和社區對公眾講過琉璃廠碑刻藝術和歷史。令他驕傲的是，“這個只有我會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