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宗三民（簡經綸治印）寧遠將軍章（官璽）明伯之印（吳子復治印）零陵太守章（官璽）

俟堂石墨張樾丞治印  公汗錢君匋治印  遵古錢瘦鐵治印

　　楷書相對篆隸書來講，從筆畫和體式的連貫性變成相對單獨的點畫組合，在布局上會受到影響，需要有變通技巧。所謂以楷書入印，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楷書，而是隸楷書，也就是說仍然存在隸書體勢和古意的作用。但毫無疑問，因為書法五體是互通的，總是可以找到適宜的路徑。像《石門銘》等摩崖，含有篆隸意趣，有些結體處理大有文章可做，再比如某一筆畫夸張，能夠加以借鑒。而且要考慮到一點，北魏摩崖和墓志中的字形雖然已從長線變成點畫，卻依然存在某種不均衡性。比如點畫大多為三角形塊面，起筆鋪毫，捺畫頓而平鋪再出鋒。很多筆畫寬厚放浪，不拘一格，再加上字形大小寬扁縱高，有很大的隨機性，因而在印面中會產生出人意料的變化。

　　其實，宋代就已經出現了以楷書入印的嘗試，但為數不多，元花押印中的楷書入印更多，但大多數是單個字。這一點對清民兩代印人有一定的啟示。簡經綸除了在甲骨文入印方面有開拓性的創舉之外，還注重多種碑刻文字的嘗試，只不過這些碑刻沒有甲骨文那么轟動而已。

　　童大年、陳師曾、張樾丞、來楚生等各自的嘗試也極為可貴，他們注重文字的組合，習慣上借用邊欄。張樾丞所刻“俟堂石墨”印常被誤認為是陳師曾所刻。錢君匋的“公汗”印中文字取自《始平公》，粗壯銳利而且又厚重，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角度來體驗碑刻文字，使得彼此之間有一種親近感。

　　多種碑刻文字入印，看起來是前人占領了篆書領域的先機，在此之外的一種無奈選擇，毋寧說是冥冥之中先人留給后人的一塊“閑置地”。書法中有很多嘗試幾乎為前人踏遍，但仍然有很多前人未曾涉及的，比如甲骨文書法，金文和漢簡借助科技加以放大，近年來出土的楚簡和秦簡等，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前人有前人的福祉，后人有后人的運氣。書家印人可以憑借自己獨到的發現，躋身創造、創新之列。

　　雖然一些時期，印章中的文字與各自所通用的書體不是絕對對應的，但偶爾也會出現巧合，如《尹宙碑》碑額文字與垂筆較長的六朝印章存在某種意趣的暗合。《寶子碑》也有類似情況。對比來看，“寧遠將軍章”印和顏約的“零陵太守章”印的文字風格，和《寶子碑》中的文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能是潛移默化，也可能毫無關聯，就是一種無意的默契。不管如何，文字風格確實存在關聯。

　　錢瘦鐵以《爨龍顏碑》文字入印的“遵古”很奇特，縝密不難，難在疏朗，韻味不減，空靈生色，可謂藝高人膽大。

　　最出色者當推簡經綸，不但以“二爨”文字入印，而且所選詞語含義豐富，如以《爨龍顏》文字入印的“仰宗三民”，還有以《寶子碑》入印的“當保南岳”“滄浪濯纓”。“仰宗三民”這方印與后兩方印的風格似又非似，看來作者對這些系列的碑刻已經融會貫通，故而得心應手。

　　吳子復以《寶子碑》文字入印的“明伯之印”工穩一些，借助“十”分欄，少了恣肆的意味，不但印化，而且做到“我化”。錢君匋的“佩韋”一印有些削足適履的意思，有意識地選擇了此二字入印，呼應明顯少了。像簡經綸的印章，印文、邊款、情境和寓意可以完美結合起來，就像鄧石如的“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印和吳昌碩的“明月前身”印，印文與邊款完美結合，故而有豐富的意境和內涵。名碑刻文字入印有三大優勢：一是保持原有體式，借助原本極強的風格，轉變為印章風格，令人印象深刻。二是墓志和摩崖是刻出來的，用刀和篆刻刀法有默契之處，先書而刻，未書而刻，書而刻變，這些特點在篆刻中都會體現出來，即使是風化，也有相通之處，可以互通體悟。三是碑刻文字縮小之后，直接能在邊款中體現出來，這在后文還將進一步探討。碑刻系統的取法不離八字：篆隸相參、隸楷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