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面把握深度貧困的主要成因

古人說：“病有標本”，“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者，是謂妄行”。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需要找準導致深度貧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針對性的脫貧攻堅舉措。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縣、貧困村，致貧原因和貧困現象有許多共同點。

一是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于一體。深度貧困縣中，有革命老區縣55個，少數民族縣113個。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民族宗教、國防安全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加大了脫貧攻堅的復雜性和難度。

二是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深度貧困地區生存條件比較惡劣，自然災害多發，地理位置偏遠，地廣人稀，資源貧乏。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青藏高原缺積溫。這些地方的建設成本高，施工難度大，要實現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難度很大。

三是社會發育滯后，社會文明程度低。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原因，許多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封閉，同外界脫節。有的民族地區，盡管解放后實現了社會制度跨越，但社會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醫、難就醫、亂就醫，很多人不學漢語、不識漢字、不懂普通話，大孩子輟學帶小孩。有的地區文明法治意識淡薄，家族宗教勢力影響大，不少貧困群眾沿襲陳規陋習，有病不就醫靠信教、搞法事，婚喪嫁娶講排場、搞攀比，“一婚十年窮”。不少群眾安于現狀，脫貧內生動力嚴重不足。

四是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深度貧困地區往往處于全國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同經濟發展的矛盾比較突出。還有一些地方處在地質災害頻發地帶，“十年一大災、五年一中災、年年有小災”，實現脫貧和鞏固脫貧成果都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五是經濟發展滯后，人窮村也窮。很多深度貧困村發展產業欠基礎、少條件、沒項目，少有的產業項目結構單一、抗風險能力不足，對貧困戶的帶動作用有限。深度貧困縣村均集體收入只有8800多元，同所有貧困縣平均5萬元相比，差距較大。

在深度貧困成因中，需要特別關注因病致貧問題。我看了2017年6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在內蒙古杭錦旗巴拉貢鎮昌漢白村精準扶貧駐村調研形成的《駐村三記》，在“他們為什么貧困”一記中該記者寫到：在我走訪的貧困戶中，幾乎每家都有病人，昌漢白村因病致貧率超過八成。前天下午，我在岢嵐縣趙家洼村看望的劉福有一家，全家3口人，也個個有病，收入的大部分用來看病吃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不是個別現象，帶有一定普遍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全面推進脫貧攻堅的同時，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支持。對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出臺了專門的支持文件。對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地區的貧困群眾，大力度實施易地搬遷工程。探索資產收益扶貧方式，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投入設施農業、養殖、光伏、水電、鄉村旅游等項目形成的資產，具備條件的折股量化給貧困村和貧困戶。在具備光熱條件的地方實施光伏扶貧，建設村級光伏電站，通過收益形成村集體經濟，開展公益崗位扶貧、小型公益事業扶貧、獎勵補助扶貧。這些都是解決深度貧困的好辦法。

各地也進行了積極探索，積累了很好的實踐成果和經驗。山西聯動實施退耕還林、荒山綠化、森林管護、經濟林提質增效、特色林產業五大項目，通過組建造林合作社等，幫助深度貧困縣貧困人口脫貧。四川針對大小涼山彝區、川西北高原藏區整體深度貧困地區，制定了大小涼山彝區扶貧規劃和方案、藏區六項民生工程行動計劃、阿壩州扶貧開發和綜合防治大骨節病方案，推進彝家新寨、藏區新居、烏蒙新村、扶貧新村建設。云南對人口較少民族、“直過”民族采取特殊扶持政策，取得明顯效果，獨龍族群眾在打通進山隧道后高興地給我寫信。湖南針對湘西州深度貧困問題統籌推進產業、就業、易地搬遷、生態補償、教育、社會保障等“十項工程”。

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實現了大規模減貧，也創造了集中連片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縣、貧困村脫貧的成功經驗。1982年開始的三西地區扶貧開創我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減貧行動之先河。這個歷史上被左宗棠稱為“苦瘠甲天下”、改革開放之初被外國專家認為“不具備人類生存基本條件”的地區，經過30多年開發式扶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貴州畢節市也是全國最貧困的片區之一，1988年建立扶貧開發和生態建設試驗區，現在人民生活從普遍貧困跨越到基本小康。我在寧德工作時，把“擺脫貧困”作為工作主線，提倡“滴水穿石”的閩東精神，樹立“弱鳥先飛”的追趕意識。寧德經過長期努力，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江西井岡山、河南蘭考是已經摘帽的兩個貧困縣。2013年我到過的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3年多時間摘掉了貧窮帽子，實現了全部脫貧，當年的40個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解決最貧困地區脫貧和發展非常成功的典型。實踐證明，深度貧困并不可怕。只要高度重視，思路對頭，措施得力，工作扎實，深度貧困是完全可以戰勝的。

三、 加大力度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加快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要按照黨中央統一部署，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堅持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工作責任制，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以解決突出制約問題為重點，以重大扶貧工程和到村到戶幫扶措施為抓手，以補短板為突破口，強化支撐保障體系，加大政策傾斜力度，集中力量攻關，萬眾一心克難，確保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第一，合理確定脫貧目標。黨中央對2020年脫貧攻堅的目標已有明確規定，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深度貧困地區也要實現這個目標。同時，我們要以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即使到了2020年，深度貧困地區也不可能達到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我們今天的努力是要使這些地區的群眾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使這些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好高騖遠，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

第二，加大投入支持力度。要發揮政府投入的主體和主導作用，發揮金融資金的引導和協同作用。新增脫貧攻堅資金主要用于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項目主要布局于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舉措主要集中于深度貧困地區。各部門安排的惠民項目要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深度貧困地區新增涉農資金要集中整合用于脫貧攻堅項目。各級財政要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增加金融投入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支持，資本市場要注意對深度貧困地區的上市企業安排，保險機構要適當降低對深度貧困地區的保費收取標準。要增加建設用地對深度貧困地區支持力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優先保障深度貧困地區發展用地需要，允許深度貧困縣將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在省域范圍內使用。通過各種舉措，形成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強大投入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