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石家莊8月3日電題：從一棵樹到一片“海”——塞罕壩生態文明建設范例啟示錄

新華社記者

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北省最北端。一彎深深的綠色鑲嵌于此。

她叫塞罕壩。

在中國森林分布圖上，相對于全國2億多公頃的森林面積，這112萬畝的人工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國沙化荒漠化分布圖上，地處風沙前緣的這一彎綠色，卻顯得彌足珍貴。

她，每年為京津地區輸送凈水1.37億立方米、釋放氧氣55萬噸，是守衛京津的重要生態屏障。

三代人，55年。將昔日飛鳥不棲、黃沙遮天的荒原，變成百萬畝人工林海，相當于為每3個中國人種下一棵樹，創造出當之無愧的生態文明建設范例。

為什么是塞罕壩？

循著綠色的召喚，穿行在她的林海里，從每棵樹、每個塞罕壩人身上，我們找到了答案。這就是矢志不渝的拼搏和奉獻，對綠色理念的徹悟和堅守，對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使命和擔當。

綠色奇跡——塞罕壩從一棵樹到一片“海”的實踐證明，以超乎想象的犧牲和意志苦干實干，荒原可以變綠洲，生態環境一定能實現根本性改善

樹，在塞罕壩是最平常的東西，也曾是塞罕壩最稀罕的東西。

從塞罕壩機械林場場部驅車向東北方向駛去，進入紅松洼自然保護區。在一整片低矮的樟子松林中，遠遠就能望見一棵落葉松兀自挺立。

20多米高，枝杈密布，主干粗壯，兩個人才能合抱起來，樹齡已超過200歲。

不知誰悄悄用紅布把樹干圍了起來，樹枝上還系著一條條五彩繩，隨風飄動。

“這是樹神嗎？”記者好奇。

“我們叫它功勛樹。沒有這棵樹就沒有今天的塞罕壩。”林場黨委辦公室主任趙云國說。

時間回溯到清朝同治年間，她還是茫茫原始森林中的一棵小樹。那時的塞罕壩，物產富饒，牲獸繁育，是皇家獵苑木蘭圍場的一部分。

塞罕壩的命運從那時起遭遇逆轉。

清朝晚期，國勢漸衰，為彌補國庫空虛，同治皇帝宣布開圍墾荒。此后，樹木被大肆砍伐，原始森林逐步退化成荒原沙地。

塞罕壩展覽館里，幾張泛黃的照片記錄著當年的慘境：光禿禿的山丘，狂風肆虐的沙地，難覓活物……

往北是茫茫大漠，往南是京畿重地，這道連南接北的重要生態屏障，轟然倒下了。

大自然的報復如洪水猛獸一般。西伯利亞寒風長驅直入，內蒙古高原流沙大舉南進。

北京被幾大風沙區包圍，來自不同方向的“灌沙”讓首都上空常常灰黃一片。如果不堵住這個離得最近的沙源，不扼住這個風口，首都的生態環境將難以為繼。

上世紀60年代初，正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國家仍咬緊牙關，下定決心建一座大型國有林場，恢復植被，阻斷風沙。

此時的塞罕壩，荒涼了近半個世紀，自然條件越來越惡劣：年平均氣溫零下1.3攝氏度，無霜期不到兩個月，降水量只有400余毫米。

1958年，當地曾搞了大喚起、陰河等小型林場，不但樹沒種活，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只好匆匆下馬。

塞罕壩還能不能種樹？種什么樹？人們疑慮重重。

1961年，時任林業部國營林場管理總局副局長劉琨臨危受命，帶著6位專家登上塞罕壩。

10月，本應秋色斑斕，壩上卻已刮起遮天蔽日的白毛風。他們先是在亮兵臺和石廟子一帶石崖下，發現被火燒過的黑黢黢的樹根。反復辨認，確定是落葉松。

在凜冽寒風中行進到第三天，不知誰喊了一句：“你們看！”大伙兒的眼睛瞬間都亮了：渺無人煙的荒漠深處，一棵落葉松迎風屹立。

一群人撲上去抱住樹，含著眼淚大喊：“塞罕壩能種樹，能種出大樹。我們要在它周圍建起一片大森林、大林海！”

塞罕壩機械林場由此成立。

1962年，369人肩負使命，或坐車，或騎馬，或徒步，豪邁上壩。他們來自全國18個省區市，平均年齡不到24歲，127人是剛走出校園的大中專畢業生。

初來乍到，熱血青年們干勁十足，兩年種下6400畝落葉松。

但沒過多久，他們就被當頭潑下一瓢瓢冷水：辛辛苦苦種下的幼苗一株株接連夭折，成活率還不到8%。

“那年春節，大雪下了一米多厚，氣溫零下四十幾攝氏度，我們愁眉苦臉地在壩上熬過了除夕夜。”81歲的退休職工張省回憶說。

比氣溫還低的是創業者的心情。是去還是留？

不服輸的塞罕壩人沉下心來，找原因、想對策。

“不是樹種的問題。苗木都從東北運過來，長途跋涉后根系大量失水，到了塞罕壩已經蔫了，哪還能種得活？”張省說。

外運不行。塞罕壩人決定白手起家，自己育苗。

“落葉松是陽性樹種，幼苗期耐不了高溫和陽光直射，以往通常采用遮陰育苗法。這樣做產量上去了，但苗木就變得脆弱了，經不了風雪。”當年承擔育苗工作的退休職工尹桂芝回憶。

于是，塞罕壩人反其道而行之，首次在高寒地區取得全光育苗成功。

通過早春播種、夏秋管護、冬季雪藏，塞罕壩人育出的幼苗，上面像個矮胖子，苗株短粗，下面又像大胡子，根須發達，透著壯實勁兒。

1964年的春天姍姍來遲，決定塞罕壩命運的關鍵時刻到了。

林場職工集中在三面環山的馬蹄坑，連續大干３天，在516畝荒地上種滿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葉松幼苗。

這就是讓每個塞罕壩人都難以忘懷的馬蹄坑大會戰。

經過20天焦急和不安的等待，奇跡出現了，96.6%的幼苗開始放葉，奮力而頑強地伸向天空，塞罕壩人在汗水與淚水交織中歡呼雀躍。

５年過去了，綠色不斷萌發，希望不斷升騰。

十年過去了，60多萬畝樹木讓濯濯童山換了人間。

但上天對塞罕壩人的考驗并沒有結束。

1977年10月28日，天空陰沉，氣溫越來越低，雨越下越急，樹木很快被厚厚一層冰凌包裹。瞬間，樹枝斷裂聲鋪天蓋地，撕人肺腑。

那場雨淞災害中，20萬畝林木毀于一旦，十幾年心血換來的勞動成果損失慘重。

林場老職工后代閆曉娟說：“媽媽含著淚投入到生產自救，當時坡陡路滑，在往山下拖斷木時被大樹砸斷了左腿，落下了殘疾。”

1980年，林場又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12萬畝樹木旱死。

毀了，從頭再來。面對一次次災難，塞罕壩人沒被擊垮。

憑著超常的恒心和意志，塞罕壩人僅僅用了20年，就造林96萬畝，總量3.2億多株。

一道堅實的生態屏障再次拔地而起，渾善達克沙地的南侵步伐戛然而止。

2000年，劉琨老人最后一次上壩，望著郁郁蔥蔥的連片樹林，久久不愿離去。

2013年，他走完了90年的人生。按照遺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亮兵臺。

亮兵臺，清朝康熙皇帝點將閱兵之處。今天，人們登臨于此，看到的是一棵棵筆直的落葉松如一個個綠色衛士，守護著綠色疆土。

退休后的張省每次上壩一定要去亮兵臺。那里有他種下的樹，有他對故人無盡的思念。

三代人的青春和歲月，還清百年間歷史欠下的生態賬。

從亮兵臺一路向西，落葉松林逐步過渡到樟子松林，高度明顯矮了一截。

在林場最西部的三道河口分場，記者遇到了王建峰。

王建峰1991年到林場工作時，塞罕壩已完成大規模造林，一片綠色海洋。但沒想到，他要去工作的三道河口卻還是海洋中的孤島，舉目望去，沙丘連片。

“那時候沒電、沒路，也沒多少人，進進出出都靠一匹白兔馬，最難的是種不活樹。”王建峰說。

“一年青，二年黃，三年見閻王。”在這塊塞罕壩沙化最嚴重的區域，從落葉松到沙棘，再到檸條、黃柳，能種的都試了一遍，但種什么死什么。

塞罕壩通常采用裸根苗造林，但到了這里的沙地，裸根苗吸收不到水分。

王建峰又嘗試用鹽水浸根。他想，人渴了要喝水，樹渴了也要吸水。這一大膽的設想依然以失敗告終。

反復試驗，他們終于找到辦法：把在陸地上培育兩年的幼苗，移植到容器桶內再培育兩年。取掉容器桶進行栽植，既能保水，也能吸水。

三道河口終于開始由黃變綠。

時間走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開啟新的征程。

塞罕壩的綠色攻堅，也向著更強的堡壘進發。

那就是最后近9萬畝石質荒山。

“這些地方大多巖石裸露，土層只有幾厘米，最大坡度達到46度，好比在青石板上種樹。”林場林業科科長李永東說。

在這里種一畝樹，成本至少要1200元，而國家補貼只有500元，種得越多搭進去的就越多。

更何況，當時塞罕壩的森林覆蓋率已達八成，最后這一小塊硬骨頭，還有沒有必要啃？值不值得啃？

塞罕壩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宣戰。

“黨中央明確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林場場長劉海瑩說：“哪能只想著眼前值不值呢？”

認識堅定了，但行動起來卻千難萬難。

第一次上石質荒山，林場職工范冬冬看著寸草不生的山坡，心里直發怵：“怎么上得去啊？”

手腳并用爬了上去，第一項工作就是挖坑。按照整地技術規范，需要在山上挖出長和寬各70厘米、深40厘米的坑，一畝地要挖55個。

坑雖不大，可薄薄的土層下全是石頭，挖變成了鑿。拿起鋼釬、尖鎬，叮叮當當鑿了沒多大一會兒，雙手就起了血泡。“當時北京市一所高中的學生來體驗生活，幾十名學生半天也沒鑿出一個坑來。”李永東說。

但最難的還不是鑿坑，而是搬運苗木上山。坡度陡，機械無法作業，只能靠騾子馱或人背。一株容器苗樟子松澆足水后足有七八斤重，坡陡地滑，騾子撲撲騰騰爬兩步，就累得呼哧帶喘。“它們有時也給你甩臉色，鬧不好就罷工。”范冬冬說。

騾子上不去的地方，就只能靠人背著樹苗往上爬。常年背苗子的人，后背往往都有麻袋和繩子深深勒過留下的疤痕。

苦心人，天不負！塞罕壩人硬是啃下7.5萬畝硬骨頭，全部實現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

“剩下的1.4萬畝，2018年將全面完成。”林場副場長張向忠說，那時，塞罕壩將完成全部荒山造林，實現森林覆蓋率86%的飽和值，讓綠色遍布塞罕壩的每一個角落。

“塞罕壩處于森林、草原和沙漠過渡地帶，三種生態景觀歷史上互有進退，是全國造林條件最艱苦的地區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森林培育專家沈國舫感嘆。

但塞罕壩交出的成績單卻令人驚訝：單位面積林木蓄積量達到全國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全國森林平均水平的1.58倍，世界森林平均水平的1.23倍。

塞罕壩人用行動證明，再難，樹，都能一棵棵種出來；再難，綠色奇跡，都能一步步干出來。